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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 中国史 2019-07-30 22:38 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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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西方汉学中的,加州学派与工业资本主义的兴

彭慕兰的《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于2000年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之后,立即引起美国中国学界的强烈反应,有人认为,围绕《大分流》展开的争论实际上已成为世纪之初美国的中国史学界和欧洲史学界的重大学术事件。在这本书的中文版出版之前,中国学术界也已经展开了讨论,这在学术界是个相当罕见的现象。

进入专题: 加州学派   工业资本主义  

摘要:“唱盛中国”是近年来西方学术界重新评估中国落后问题的一股新潮流,与西方新闻界、政治学界和史学界长期以来“唱衰中国”形成对照。近年来西方汉学界有一种倾向,即为已成定论、童叟皆知的“中国落后论”翻案。此派西方学者试图从社会经济、科学技术、外交礼仪、人文意识、行政管理等角度,全面修正中国落后论。这种愿望显然与近年来中国的兴旺崛起有直接关系。由于中国近年来飞速而稳定的发展超出了包括许多“中国通”在内绝大部分人的预期和想象,于是一个重大问题提了出来,即中国的重新崛起以其广度和强度来看,不可能是偶然的,而必定有其长远而深厚的历史原因,唱盛中国流派旨在探明这个历史根源,从而证明中国强大的延续性和合理性。

这里首先介绍一下加州学派。加州学派又称“尔湾学派” 主要成员有王国斌、李中清、弗兰克、戈德斯通、彭慕兰等人,中国学者李伯重因为在加州访学和讲学时间较长,学术理念不谋而合,也被一些人视为加州学派人物。这个学派的特点,用彭慕兰自己的话说,他们的研究形成了一个“对中国史和世界史进行学术再评价的更广泛的潮流”。 他们尽管对很多问题有争议,但都认为18世纪的中国比前辈学者认为的更繁荣。这一学派成员的主要著作,如:李中清、王丰《人类的四分之一:马尔萨斯的神话与中国的现实》、王国斌《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弗兰克的《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彭慕兰的《大分流》等,都以其全新的视角、方法与成果产生了很大影响,李中清著作2000年获得美国社会人口学学术奖邓肯奖,2000年度最佳社会科学史著作沙林奖,《大分流》2001年获得美国历史学会的费正清奖和世界历史学会年度奖。

赵鼎新 (进入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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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慕兰本人的情况:1988年获耶鲁大学博士学位,现为加州大学尔湾分校历史系教授,兼任历史系主任。迄今为止,其学术兴趣主要集中在三个独立而又彼此相关的领域:一是关于帝国晚期及20世纪中国国家、社会与经济之间的相互影响研究,他的第一部著作《从中心到边缘:华北内地的国家、社会与经济》,1993年由加州大学出版社出版,1994年获费正清奖。在这部著作中,彭慕兰以华北的一个地区为个案,并通过这个个案来考察几个相关的主题:中国国家的重新定位,处于世界范围内的国家之间的竞争压力下的社会转型,国家政府、区域利益和法制社会之间正在改变的关系,经济上和生态上的改变,农民的反抗和集体暴动以及中国社会内部的区域差异等。二是在更大的层面上开展相似的研究,试图证明这样一个核心观点,即现代世界经济并非比较先进的欧洲对世界其他地区的单向影响的结果,而是世界范围内不同国家、地区之间相互影响的结果。这个领域的成果就是这本《大分流》。三是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比较和探究19、20世纪全球环境改变的背景下欧洲和东亚所发生的变革及其重要意义。他和Steven Topik合著的《贸易创造世界》,重构了世界经济的增长图景,以及这种增长对所谓“普通人”的生活所造成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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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盛中国”这一命题源于西方特别是美国新闻界长期以来的“唱衰中国”的积习。随着改革开放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的崛起,美国媒体和舆论界对中国日益关注,但直到最近,其主流仍是“唱衰中国”。①虽然说学术独立,学术界不必与时势紧密相连、亦步亦趋,但学者并不生活在时代之外,时势对学者肯定有影响。在我们谈学术界的“唱盛中国”学派前,先提一下学术界以外几部比较有影响的“唱衰中国”的著作。这些书还不能算“妖魔化中国”,但其基调是消极的。中国的发展也使其中一些著作很快过时,更有一些作品入了荒诞滑稽者之流。但这些出版物基于一定的研究,写作风格在雅俗之间,读者群远远超过纯学术著作,它们所反映的是西方社会对中国的一种认识水准。

《大分流》的基本内容,不少报刊作过介绍,这里简单的概括一下:为了解决为什么工业革命发生在西欧,西欧有什么独特的内生优势导致了工业革命这个问题,彭慕兰收集了形形色色的西欧中心论观点,将它们分门别类,逐项进行区域性的比较分析,最后得出了一个标新立异的结论:18世纪以前,东西方走在一条大致相同的发展道路上,西方并没有任何明显的、完全为西方自己独有的内生优势;18世纪末19世纪初,历史来到了一个岔路口,东西方之间开始逐渐背离,分道扬镳,距离越来越大。造成这种背离的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美洲新大陆的开发,一是英国煤矿优越的地理位置。作者把这个分道扬镳的过程称之为“大分流”,这本书的目的就在于说明,为什么东西方会在18、19世纪之交发生分流,为什么东西方恰在这个时刻才发生分流?不过,这里要说明的是,彭慕兰曾强调,他并没有主张煤与殖民地的机遇是大分流的全部历史。煤和殖民地,也并不只是运气问题。但他确实认为中国/欧洲和江南/英格兰的比较有助于说明这两个因素被估计过低。

   本文欲达成三个相关目标:首先,介绍“加州学派”学者们的中心论点;其次,围绕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所撰写的加州学派的扛鼎之作,对加州学派作出批判性的评价;最后,就“为何工业资本主义发生于欧洲而非中国”这一大多数加州学派学者所关心的中心议题提供一个不同的解释。笔者认为,虽然加州学派学者提出了一些“欧洲中心论”学者们没有给予足够关注的视角,但是他们无法反驳欧洲中心论学者的一个核心观点,即若非迫于西方和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几无可能在19世纪或此前或稍后的任何时候在本土自发地产生工业资本主义。本文把中国作为一个案例,是因为中国在先前的研究中被最频繁地作为对比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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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一出版即在西方学界引起强烈反响,中国研究、欧洲研究、生态史研究等领域的学者纷纷撰文介绍、评论或商榷。2002年6月,加州大学“社会理论与比较历史”中心举办了一次研讨会,围绕彭慕兰与李中清各自的新著展开针锋相对的论辩,与会者达百余人。会议先由两书作者彭慕兰和李中清等作简要陈述,由另一阵营提出批评,他们是黄宗智、Arth Wolf、罗伯特·布伦纳、爱仁民。 接着彭、李、Jack Goldstone进行回应。然后黄氏等再回击,最后彭氏等再回应。

   必须强调,笔者并不给予工业资本主义任何正面(或负面)的价值,亦不持中国在18 世纪比西欧落后(或先进)的观点。本文仅仅试图阐明,西欧与中国差异巨大,在工业资本主义兴起与传播之前,它们的发展遵循着非常不同的规律。

由著名的兰登书屋出版的《中国即将崩溃》一书,出版于2001年。作者章家敦(GordonChang)是美国一家法律事务所的企业律师,曾在中国工作过近20年, 20世纪90年代起长期在上海当美国公司的法律顾问。此书出版时正值中国进入WTO之际,人们普遍看好中国经济。他却预言由于腐败、管理混乱和经济失控等原因,中国在2008年奥运会前将全面崩溃。此书出版后曾轰动一时,作者也应邀在世界各地演讲,散布他的“崩溃论”。现在此书已成笑话。②

黄宗智的批评和彭慕兰的应答在《历史研究》上都有中译文。我在这里介绍一点从网上得到的其他文章的要点。

   一、加州学派

另一部最近出版的讨论台海两岸关系的书称两岸必有一战。此书题为《即将来临的与中国的战争:为台湾而起的冲突》。作者卡朋特( TedGalen Carpenter)是美国首都华盛顿的超党派智囊组织卡托研究所(Cato Institute)专管国防和外交政策研究的副所长。卡朋特预言由于美中各自对台海形势的错误估计,双方终于在2013年兵戎相见。作者写得绘声绘色,预测台湾2012年大选中,一位比陈水扁更台独的领袖被选为“总统”;第二年,这位“总统”宣布“中华民国”改名为“台湾共和国”,引得大陆动武,美国卷入。作者由此建议美国政府放弃对台湾的军事承诺,而代之以只售军火。没有了美国的承诺,台独势力会比较小心谨慎;而台湾有了最高级的军火,大陆方面会比较小心谨慎。这样双方更能保持力量的均衡,而一旦台海有事,美国则不必直接介入。这种观点对美国人有吸引力,因为它既符合军火商的利益,又迎合一般美国民众不愿卷入战争的心理。当然, 2008年马英九的当选和两岸关系的回暖已使此书的预测显得太夸张了。但作者的武装台湾以求得两岸势力均衡一说在海外仍有相当的市场。[3]

罗伯特·布伦纳与艾仁民《英格兰与中国长江三角洲的分流:财产关系、微观经济学与发展型式》侧重从欧洲史角度出发进行比较。他们认为英格兰与江南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经济体。两者面临完全不同的限制与机会,因而各自采取不同的经济策略或经济再生产方式,从而导致不同的发展型式。英格兰农民作出生产决定时要考虑竞争租佃权,由此而迫使利润最大化。农民被迫寻找能在增加总产量的同时降低劳动投入的途径。农民认为大农场更有效,不愿由于使用更多的劳力而降低利润。农民经济条件差时晚婚、独身多;田块日益集中,劳动生产率提高;英格兰农村农工结合是为谋利,等等。表明它所经历的是斯密式经济演化。

   “加州学派”由金世杰(Jack Goldstone)首次提出,用以归类一群对“大分流”或“西方的兴起”(即为何工业资本主义兴起于西方而非其他地区)问题拥有特定答案的学者。这些学者被归并在一起,是由于其中大部分人与加利福尼亚州境内的大学有关联。传统上关于大分流问题的答案十分多样,然而它们全部将大分流的根源追溯至欧洲18 世纪以前长期形成的社会结构与文化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包括:欧洲拥有一个多国体系和弱国传统,经历了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拥有由资产阶级支配的政治上独立和半独立的城市,拥有教义上与资本主义精神契合的开明宗教,经历了科学革命与农业革命,等等。

坊间还有有关想象中的未来中美战争的小说,属通俗读物,销售不错,反映了这种题材有一定的市场,这里就略而不谈了。与西方新闻界、政治学界和人文学界长期以来“唱衰中国”的著作形成对照,近年来西方的中国史学界有一个倾向,即为过去已成定论、人所皆知的“中国落后论”翻案,可称是一种“唱盛中国”的潮流。下面以近年来西方出版的几部最有影响的学术著作及其引起的争论为例,介绍和分析西方清史和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唱盛中国”流派。

而同期江南农民往往拥有部分或全部的产权,缺乏真正的租佃市场,地租率不是由市场竞争决定。地主攫走约30—40%的收成却无意投资农业。佃农不追求利润最大化。农民为续香火而早婚、求多子,但田产多子均分。人口压力日增而田产日小,结果只有投入更多的劳动以求最大的毛收入,劳力集约。每日劳动力产出下降,剩余积累少。长江三角洲农工结合是为了生存,等等。它所经历的是马尔萨斯式经济演化。他们认为在1500—1750年间,两个经济体的发展途径已经分流。1750年至1850年则是此前发展道路的延续。按世界史标准衡量,18世纪后期英格兰已是发达国家(1800年时英国已不再是农业国),而长江三角洲变得更穷。同时英国可以从欧洲大陆获得其所需要的原材料,而国内也不存在燃料危机。从而从根本上否定了彭的观点。

   上述论点,被加州学派学者批评为“欧洲中心论”。加州学派学者们对于大分流的解释颇有差异且难以总括,但他们或多或少共享如下理念:第一,在第二个千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是中国和中东而非欧洲从经济和技术上主导了世界;第二,欧亚文明高度相通,且在西方兴起之前,欧亚文明发展的步调相近;第三,就西方的兴起而言,外部和偶发的因素与(或)经济/ 人口机制比宏观结构条件与人的主观能动因素更为重要;第四,工业资本主义是历史关键时刻降临于西方的偶发事件。因此,布劳特(Blaut)认为,欧洲和亚洲之间并无主要的制度与文化差异,且资本主义在1492 年之前的世界许多地区都在缓慢发展,欧洲抢占

可与英国媲美的江南

对于罗伯特·布伦纳与艾仁民的批评,彭慕兰《对罗伯特·布伦纳、艾仁民的批评的回应》几乎予以全面否认,首先,他否认罗伯特·布伦纳、艾仁民有关英格兰与江南经济体差别的某些陈述,如他否认英国有市场竞争的租佃市场,否认英格兰低生育率与社会产权系统之间的联系,否认英国农业革命与工业革命之间的必然联系等。他认为是总人口的增长而不是农业中分流出的人口为新工业提供了人力,而且这种“释放”量也比江南强不了多少;英格兰地主从农业中获得的利润并没有都投资在工业上;江南也有非常活跃的土地市场;1500—1750年间英国土地所有权比江南更集中;等等。其次,彭也反对江南在人多地少压力下为糊口而投入劳力更集约的纺织业生产的说法,他认为即使那些要把稻谷收成的1/2交租的佃农,其剩余仍超过最低生存所需;且纺织业所得不比农业所得低。江南纺织扩展的原因与几乎其他任何地方一样,是比较优势使得江南能进口长江上中游的米而生产其它东西。第三、彭从根本上否认罗伯特·布伦纳、艾仁民以农业产权关系解释江南、英格兰经济1750年时巨大差别的观点。他反复强调以人均农业产出与单位劳动产出而言,18世纪的英国农业无多大优势,不少方面反而是江南占先:总之彭认为迟至1750年,英格兰尚不如江南。真正的大分流始于1750年,更多的是在1800年后,且来自于农业之外。

   先机仅仅是因为它在地理上比其他大洲更接近新大陆。古迪(Goody)认为,欧亚文明的发展总是差不多处于同一步调,大分流的发生仅仅因为历史钟摆在工业革命这一关键时刻摆向了欧洲。阿布- 卢格霍德(Abu-Lughod)和弗兰克(Frank)不约而同地试图展示工业革命开启于西方仅仅因为东方的经济凑巧在错误的时刻出现了暂时的混乱。金世杰指出,17 世纪中叶以前,欧亚主要文明的发展处于同一步调并在此后趋于保守,英格兰是事实上唯一的例外,因为它碰巧发展出了对工业资本主义的产生必不可少的多元政治体系和牛顿力学。

挑战中国落后论的最有争议的著作是彭慕兰的《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4]此书获2000年美国历史学会的费正清奖(JohnK. Fairbank Prize)和2001年的世界史学会的著作奖,并被美国图书馆领域中权威性的《选择》杂志选为2000年最佳学术书籍之一。此书国内已有译本,也引起一些讨论。[5]

Jack Goldstone《为树木迷失于森林:黄-彭- 罗伯特·布伦纳、爱仁民交流的评论》。同意加州学派的观点,在18世纪,至迟到1750年,中国经济与欧洲相当或更先进,其核心区领先于英国。针对黄宗智、罗伯特·布伦纳、爱仁民所论19世纪以前英国农业生产率高因而导向工业化,而中国农业生产率低导致停滞和内涵化,Jack Goldstone从人口增长趋势、生活水平与贫困现象、生产率水平与趋势等方面对英国与江南进行了比较。

   加州学派学者们同时强调,西方的兴起和欧洲的支配地位在世界历史中只是短暂的一瞬,其他国家会很快赶上。事实上,“欧洲中心论”学者也认同这一观点。例如韦伯认为,虽然儒教文明在中国阻碍了工业资本主义的兴起,它却非常有能力接纳资本主义。对于“欧洲中心论”学者来说, 西方帝国主义赋予了工业资本主义太多的侵略性,以至于当英格兰产生了工业资本主义后,世界其他国家要么面临灭亡,要么被迫吸收学习从而生存。只有在西方帝国主义残酷的同构压力之下,许多非西方国家才被迫修正甚至破除自己的传统文化和制度来开展工业化。这其中,少数“幸运”者似乎在这“世界历史的一瞬”中赶上了西方。

彭慕兰的一个主要观点是18世纪长江三角洲的经济发展水平与同时期的英国不相上下。例如他以生活水平为例,指出欧洲一般工人在肉食品方面的消费与中国的普通民众相差无几。以18世纪末英国工人的饮食的营养比例:肉类5%,乳制品1. 5%,脂肪3. 1%,其余90%以上都是面包和土豆,即碳水化合物,与中国百姓的以米饭谷类为主的营养结构相同。

此外,麦克法兰比较了印、英、日、中家庭人口与组织结构,发现中国与英国有很大的差异,这种差异存在了许多个世纪,而不只是两百年。他担心,过分热衷18世纪,会掩盖真正的差异,并且批评彭慕兰没有关注社会结构与政治。

   加州学派传统中成就最高的代表作当属彭慕兰的《大分流》。这本书试图解释为何19 世纪的工业革命发生于英格兰而非江南(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彭慕兰认为,英格兰和江南的发展在18 世纪中叶以前处于同一发展水平,从生活水准(卡路里的消费、日用家居和纺织品、储藏和分发粮食以备饥荒的能力)到商业化的程度,以及农业与手工业劳力的分工和人的寿命等方面都存在着惊人的相似性。由于人口增长和资源限制,两个地区同时面临着相似的制约性因素,因此,它们都不具有走向工业革命的必然条件。工业革命发生于英格兰仅仅是因为两个外在的偶然因素:英格兰的煤矿在地理位置上非常接近工业发达地区,以及英格兰能够取得来自海外殖民地的大量资源,而中国未曾拥有这些条件。

彭慕兰认为19世纪中国落后于英国或西方的原因是英国有丰富的煤矿和广大美洲殖民地(主要是美洲的资源和市场)。彭慕兰利用英国史学家安东尼·雷格莱(E. Anthony·Wrigley)有关英国煤矿和工业化的研究来支持他的观点。根据雷格莱的计算,如果没有煤矿, 18世纪的英国在已有的森林资源下,需要至少再加1 500万英亩的森林。如果没有美洲新大陆,英国需要至少130万英亩的土地用来产糖, 2 300万英亩的土地来种棉花。[6]煤矿和新大陆使英国避免了东亚的劳力密集和节省资源的经济模式。换言之,如果英国没有丰富的煤矿和新大陆,英国也必须走克勤克俭的道路。中国用的是人力和牲畜力,英国用的是机器动力,而机器动力的能源来自煤。煤的产量,英国在1700年的年产量是250万到300万吨左右, 1800年达1 500万吨,一个世纪里翻了五六倍。与此相比,长江三角洲远离中国的主要煤产地满洲,所以彭慕兰认为英国和长江三角洲在1800年以后出现的大差距或“大分流”(greatdivergence)是一种历史的机缘巧合。

还有一些对李中清著作的批评与回应。李中清这本书也是一本相当值得读的书,不仅值得研究人口史的人读,而且值得文化史研究者读,因为他是把人口行为放在中国文化背景中考察,揭示了中国生育文化、性文化、养生文化、婚姻文化等对人口抑制的影响。

  

彭慕兰的观点受到中国社会经济史的权威学者黄宗智的激烈批评。黄宗智指出彭慕兰夸大了煤矿的作用。雷格莱不过指煤矿是英国工业革命成功的客观原因之一,彭慕兰则将其夸大为英国工业革命成功的两大主要原因之一。黄宗智指出,湖南和江西交界处的萍乡煤矿离江南不远,却未被利用。中国没有重视或开拓煤矿资源,主要是没有需要或需要不大。黄宗智指彭慕兰的说法本末倒置,是“把拖车放在马前面”。黄宗智甚至指摘彭慕兰在中国史和欧洲史领域里两头充当权威:中国史的学者因不熟悉欧洲史,故对彭慕兰信以为是或不敢置评;欧洲史的学者因不熟悉中国史,亦复如此。[7]

国内学者也是从几年前就开始谈论《大分流》。但由于中译本去年年底才出版,此前的讨论一直未能深入。已有的评论都出自能读到外文原版的学者,有些人与国外关系较深,对这本书及其引起的争论比较了解,对这方面的情况作了不少介绍。现有的评论,首先是吴承明发表在《中国学术》上的文章《〈大分流〉对比较研究方法的贡献》。吴老是经济史泰斗,学贯中西。他是站在方法论的高度对《大分流》作的评论。其次值得注意的是史建云以译者及中国经济史研究者的双重身分发表在《近代史研究》上的书评。

   二、对彭慕兰观点的评价

美国《亚洲研究季刊》2002年5月专门刊登黄宗智和彭慕兰的各自的辩论文章。另有两篇文章各帮一方:李中清和王丰的文章意在回复黄宗智对他们的中国人口学著作的批评,黄宗智的一位欧洲史的同事罗伯特·布伦纳(Robert Bren-ner)和黄的学生艾仁民(Christopher Isett)则把欧洲和长江三角洲做了比较,结论与彭慕兰迥异。因《亚洲研究季刊》是英语世界在该领域中旗舰刊物,这场辩论更使彭著声名大噪。[8]

下面是我从网络上找到的比较有内容的评论:

   对学者来说,欧洲的工业革命是一个历史事实。他们因此在此基础上开始追溯欧洲“优胜”和其他文明“失败”的原因。这种溯因,如果不谨慎的话,往往容易造成一种印象,即一个社会的结构条件和经济发展模式之间存在线性关系。然而,彭慕兰的研究却是从以下这么一个问题出发,即18 世纪时,“世界上没有哪个地区注定会迎来工业化的突破”。这一思考上的转换有利有弊。有利之处是,很大程度上获益于这一新的提问方法,我们如今完全认识到,19 世纪英格兰的工业革命并非如传统学者所论述的那样不可避免。另一方面,思考的转换也带来了中国与英格兰的发展处于同步的印象,有着相似的步调和束缚条件,但事

黄宗智和彭慕兰辩论的另一个主要焦点是人口问题。黄宗智的观点是中国人口压力造成劳力密集性农场,每亩土地劳动力投入的边际效益递减,形成“内卷”型经济。这个理论已为国内外史学界所广泛知晓。彭慕兰则认为18世纪中国和英国人口压力相差不大。而彭慕兰观点的主要依据为李中清等人关于中国人口的研究。

1,张家炎:《如何理解18世纪江南农村:理论与实践——黄宗智内卷论与彭慕兰分岔论之争述评》,载2003年第2期《中国经济史研究》。

   实完全不是如此。虽然欧洲的突破并不必然发生于19 世纪的英格兰,中国并无可能在19 世纪或此前自发地发生本土的工业革命。其原因笔者将在下文揭示。

李中清近年来和同事们一起发表了不少有关中国人口史的研究成果,影响较大的有与康文林(Cameron Campbell )合著的《中国乡村的命运与运气:辽宁的社会组织和人口行为, 1774—1873》和与王丰合著的《人类的四分之一:马尔萨斯神话和中国的现实, 1700—2000》,后者获2000年美国社会学协会的社会人口学杰出学术奖和2000年美国社会科学历史学会最佳著作奖。[9]此书已有中文译本。

2.崔之元:《生态缓解,奴隶制与英国工业革命——评〈大分岔:中国,欧洲与现代世界经济的形成〉》,中国经济史论坛于2003年3月4日发布,转自电子杂志《中国与世界》。

   彭慕兰的书中提供的大量材料显示,直到18 世纪中叶,中国最发达地区和英国在经济发展水平和生活质量等方面呈现很大的相似性。彭慕兰对18 世纪中国经济的评价受到了来自黄宗智的批判。黄宗智接续伊懋可(Mark Elvin)的观点,认为明(1368-1644)和清(1644-1911)两个王朝的经济受制于“马尔萨斯机制”,即在高人口和低劳动力成本的情况下,节省劳动力的技术发展缓慢,以至于每个劳力的边际收益不断递减。黄宗智的批评引发了激烈的辩论,对于一些深陷其中的学者来说,这是不愉快的回忆。出于本文的目的,我们可以说,虽然黄宗智在其批判文章中的一些观点不无道理,彭慕兰关于18 世纪江南经济仍然经历了一个“斯密式增长”(即,由劳动分工和贸易带来的增长)的观点很大程度上是可以成立的,且被一些研究相似议题的历史学家(如李中清、王丰、李伯重、许涤新和吴承明)的发现证实。

根据马尔萨斯的理论,人类对自身的人口发展有两种抑制,一种为阴性抑制或预防性的抑制,例如晚婚、节制性欲、避孕等,西欧发达国家就是如此;另一种为阳性抑制,即人口无限制地发展,最后导致普遍的贫困,而普遍的贫困的结果是死亡率上升。这是非西方国家人口发展的现象,中国也在其例。李中清等则认为中国的情况要比一般想象的复杂得多。如果照马尔萨斯理论中的阳性抑制模式来计算中国人口出生率(7. 5%结婚生育)和平均期待寿命,则中国人口会从1700年的2亿到1800年的13亿,而到1900年可达100亿。换言之,如果没有中国民间的自觉地对生育的抑制,中国人口早已爆炸。中国人口发展远远没有符合马尔萨斯理论中的阳性抑制模式,就说明中国有一定程度的阴性控制。例如1750—1850年这100年内江南的人口几乎没有增长,而同时期中国的总人口差不多翻了一倍。江南是全国生活水准最高的区域之一,其人口之稳定应与民间自觉的计划生育或称阴性抑制有关。这种阴性抑制并非贫穷的结果,因江南并非贫困地区。李中清等并根据辽宁省1774年到1873年12 000个农民的材料,指出当时当地中国人的男女平均期待寿命跨度很大,男子为31—45岁,女子为25—35岁,与同时期的英国人的平均期待寿命34—35岁相差无几。

3.张芝联:《彭慕兰、王国斌对中、欧发展道路的看法》,中国经济史论坛于2003年1月31日发布。

   “欧洲中心论”源于19 世纪西方人对于西方和非西方的看法,在时人眼中,西方充满活力,非西方地区(包括中国)则落后或停滞不前。虽然那些持欧洲文化产生出工业资本主义观点的学者现在对这一观点也不认同,彭慕兰著作出版以前,并没有多少西方学者如此敏锐地意识到中国江南在18 世纪的繁荣程度。而这一发现有力地反驳了传统的关于中国在所谓14 世纪转型之后停滞不前的看法。这本身就是一个重要贡献。

黄宗智则质疑李中清在研究方法上的合理性。其中一个主要争论之点是溺婴问题,特别是李中清的研究中把出生六个月之内被溺杀的女婴归属于避孕或人口控制的一种手段,不被计算在死亡率之内,也排除在人均期待寿命之外,显然尺度太宽。如果李中清的女子29岁预期寿命这一数字,用他所估计的25%的溺杀女婴率来修正的话,则新生女婴的真实预期寿命还不到22岁。这将使预期寿命根本无法与18世纪英国34—35岁的数字相比。李中清认为,在中国溺杀女孩乃是在偏重男孩的文化下所作出的抉择,也由于“对于生命的某种特殊态度”,即“中国人不把不满一岁的孩子看做完全的‘人’”。黄则认为溺杀女婴首先是因为穷,其次才是重男轻女。中国人口控制是阳性的,是各种社会危机综合的结果。[10]

4.王家范:《〈大分岔〉与中国历史重估》,载2003年2月9日《文汇报•学林》。

   然而,彭慕兰的著作也传达了这样一个信息:18 世纪的英格兰和中国江南之间的相似性反映了两国处于同一发展方向,仅仅因为一些幸运的外部因素,方才导致英格兰能够率先起飞,引发了所谓的“大分流”。对笔者而言,彭慕兰所指出的江南和英格兰之间的相似性,就加州学派学者所关心的问题而言,其实无关紧要。这是因为,虽然18 世纪的江南和英格兰拥有相似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生活质量,产生它们的条件与制度却十分不同。英格兰的发展是在以下条件下产生的:国家掌握了一支主导世界的海军;资产阶级拥有自主的政治和思想形态,以及高度制度化的私有权;理论/ 形式理性和个人利益导向(private goods-oriented)

这里谈一下“社会科学历史”和社会史的差别。与传统的历史学相比,“社会科学历史”(So-cialScienceHistory)是一个很新的概念,到1970年代中期才稍成气候,有自己的专业组织。[11]一般而言,社会史以资料为依据,在占据大量资料的情况下作叙述性的研究。“社会科学历史”也以资料为先决条件,但特别重视以数据资料立论,企图从量化中找出一种理论模式。李中清等人关于中国人口的研究显然属于后者。

5.周武:《中国和欧洲何时拉开差距 ——关于<大分岔>的争论及其背景》载2003年1月26日《文汇报•学林》。

   的工具理性主义(即工具理性行为旨在追求个人利益或者是私人组织的利益,而非追求如国家、部落或社区等公共组织的利益,)逐渐成为精英人群的共识;科学与技术发明不断加速发展——这些都没有在中国发生。中国的经济繁荣得益于强有力的帝国统治,帝国对于商业活动采取了务实政策,并能控制庞大的人口和广袤的土地,从而维持了一个长期的王朝中期繁荣(mid-dynasty prosperity)。这些条件使帝国框架下的中国经济发挥出极大潜能,但却不能在19 世纪或中国历史上任何其他时段给中国带来工业资本主义。

复兴科学的中国文人

6.莱斯利·豪纳(美国康乃狄克州立大学):《关于〈大分流〉的争论》,载《中国学术》第十三辑。

   虽然中国商人没有他们欧洲同行所拥有的在政治上、军事上和意识形态上的权力,但中华帝国从来没有消灭商业活动的企图;其实即使有这一倾向,帝国也没有能力将之实施。而且,北宋以降,商业税收成为国家财政的重要部分,部分经世致用的士大夫也日渐置身于商业活动,国家在某些方面对产权给予了一定的非制度性保护。

17世纪起西方在机械制造业的基础,如钟表、螺旋、杠杆、滑轮等方面先进于亚洲国家。但迟至18、19世纪之交,西方仍在想方设法学习中国的丝绸、纺织、陶瓷和茶叶种植技术。中国科技何时开始落后于西方?西方学界普遍的讲法是从明代(或更确切地,从明代中期即16世纪初起)。宋元时期中国科技达到一个高峰,此后便停滞不前并落后了。虽然有些学者,例如日本的宫崎市定,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指出直至18世纪中,中国和西欧的技术发展水平还不相上下。但这种观点在西方世界似乎影响不大。一般中国历史的教科书大致把明代永乐(1403—1424)后即15世纪初作为中国落后于西方的起点。

国外和国内的各种争论看起来五花八门,概括起来,争论的主要问题可分为三个方面:一是英国的农业是否如彭慕兰所讲,18世纪前并没有发生有重大意义的革命。二是中国的江南地区,江南的经济繁荣是肯定的,问题集中在对这种繁荣的看法上,也就是发展还是内卷的问题。三是从理论高度进行探讨。

   中国的政治制度和文化给市场的发展留下了空间,而王朝中期的政治稳定则给市场在压抑的政治和文化环境下繁荣发展的一个契机。中国的大部分朝代都能维系两个世纪以上,并包含一个相对稳定的长达百年之久的王朝中期。当是之时,“版宇恢拓,匪盗止息,四民安堵,户口滋繁”——而且人口的繁衍又没有到达某一极限以致于妨碍了斯密式的经济增长。此类商业高度繁荣的治世,历宋、元、明、清一再出现。如果说中国本土工业资本主义有发展机遇,它更可能发生于宋代,而非政治更趋专制、文化更为保守、且技术进步放缓的明清。基于这些原因,笔者认为18 世纪清朝的繁荣和先朝中屡次出现的繁荣没有什么本质区别,绝不会给中国带来工业资本主义。

普林斯顿大学历史系教授艾尔曼(BenjaminA. Elman)在其新作《自有其理:中国科学,1550—1900》和其他一些文章中对此提出异议。[12]艾尔曼认为只有蒸汽机普遍使用后,也即18、19世纪之交时,中国才开始落后于西方,即中国的落后基本上是1800年以后的事。艾尔曼认为因为中国在19世纪落后了,所以人们开始问中国何时起落后的,于是将此前推至明代。事实上19世纪前中国有许多地方仍先进于西方。例如瓷器的制造,直到1778年英国王家的渥切斯特窑厂开工后,景德镇瓷器才慢慢落伍了。丝绸、茶叶业的情况也复相同。

我认为黄宗智与彭慕兰对江南态势其实并没有很大的分歧,也不可能有很大分歧,因为江南是中国学者研究最多最透的地区。他们的争论只在于看法不同。以此类推,彭慕兰对英国的描述可能也并没有太大偏离,他应该也是利用了英国史专家们的成果。问题可能同样在于对同一现象有不同的看法。

   要之,彭慕兰认为中国18世纪的繁荣与英国的发展模式类似,但我认为,这一繁荣( 也就是历史学家所称的康乾盛世),不过是循环王朝中期的繁荣而已。以下事实很说明问题,当18世纪末乾隆时代告终之际,距离鸦片战争爆发已不足半个世纪。透过白莲教大叛乱和其他迹象,我们可以看出,清帝国在西方势力到来之前已经开始走向衰退。虽然19 世纪中叶的太平天国运动得到了糅合了基督教教义的意识形态的启发,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把它也看作清王朝衰落的另一个重要迹象。总之,即使没有西方的到来,中国18 世纪的繁荣也不可避免地要归于终结。取而代之的将是中国历史上再一次的王朝更替,以及与之相伴随的火厄兵隳、瘟疫肆虐。可以预见,清王朝将在18 世纪的财富积累被消耗殆尽后,归于灭亡,而一个新的王朝将在尸体遍野的废墟上崛起。尽管18 世纪的江南和英格兰在经济和生活质量上处于相近水平,彭慕兰的中心论点却完全不能成立。其实,用江南和英格兰在经济发展上处于同一水平这一现象来论证中英两国在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上也处于相同的步调,就像用两个函数在某一条件下有着同样的函数值这一条件来论证这两个函数是同一个函数一样可笑( 比如2x 和 x2 在x=2时都等于 4, 但是它们不是同一函数)。

1793年马戛尔尼使团带了一个蒸汽机到中国,但未向他的中国主人乾隆皇帝展示。他的一个随行人员名叫丁伟迪(Dinwiddie)的给广州的商人们看了,他们喜欢得不得了,但丁伟迪没有留在广东教他们怎么使用这机器,而是去了印度的加尔加德并在那里开了一个学校教印度人蒸汽机原理。事实上当时马戛尔尼本人对蒸汽机的重要性也不是很清楚,那时还是工业革命的初期。马戛尔尼后来在日记中略带幽默地写道,如果丁伟迪留在广东,他一定可以靠蒸汽机赚大钱。

听说柯大卫上月来所,对《大分流》作了一个相当中肯的批评,可惜我没有听到。

仅仅通过经济和生活质量指标来衡量中国和英格兰向工业资本主义突破的可能性会陷入经济决定论。因为他所选的例子,彭慕兰的论证使这一问题变得更为严重:他并未比较当时的中国和欧洲或者中国和英格兰,而是比较江南(中国最富庶的地区)和英格兰(最发达的欧洲国家)。将中国之一区和欧洲之一国进行比较来探讨大分流问题,彭慕兰忽视了国家和宗教对于政权长期经济发展的影响。这几乎有违于当下所有的经济发展理论,如新自由主义、现代化理论、依赖理论和国家中心主义理论。彭慕兰的论证还有许多其他的问题。比如,彭慕兰书中有一个关键的假设,即,如果江南地区的生态压力可以由向新世界进行殖民来缓解,那么江南地区发生工业革命的机会将大大增加。问题是,江南是中国的一个地区,由数个行政单位控制。这些行政单位的官员权力有限。他们无法制订国家级政策,也并无军队能供他们驱策来对外殖民。他们甚至对管辖范围内的政策都没什么决定权。事实上,中华帝国晚期的江南地区,由于其对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对蒸汽机的忽视反映了当时的中国社会对机器的需求没有急迫感。问题的重点在于:中国为什么注重于使用劳动力而不重视技术的改进?艾尔曼虽然并没有明确回答这个问题,但他强调明清两代中国人(包括上层知识分子和统治阶级)对科学的兴趣和重视程度远远超过我们以前所了解的。一般而言,学界对以下这一点有共识:如果说晚清、民国、共和国这三个政权有共同之处的话,那就是政府对科学技术的重视。从晚清的洋务运动、新政到民国时期的政府官僚、社会精英,到共和国时期,科技总放在人文学科前。但我们对此前中国人对科技的态度如何就有点不甚了然了。艾尔曼指出中国的知识界和精英分子对科学技术有着热切的学习态度。当西方人在学习中国的丝绸、纺织、陶瓷和茶叶种植等技术时,中国人则在学习欧洲的代数(起源于印度—阿拉伯)、几何、三角、对数等知识。尤其在清代,一些优秀的学者对数学极有兴趣并作出重要贡献。

对彭慕兰著作除观点不同的争论外,另外一些具体批评,主要是说他依靠第二手资料,不了解中国的具体情况等等。有人提出,黄宗智作过许多具体调查,而彭没有。就彭慕兰的研究对象和研究目的来说,依靠第二手资料不但是正常的,而且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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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梅文鼎(1633—1721)、戴震(1723—1777)和钱大昕(1728—1804),他们都懂得中国古代的《周髀算经》、《九章算术》。戴震在参与编撰《四库全书》时将唐代的《算经十部》挖掘出来。长期以来,人们低估了明清时期儒家学者对数学的兴趣。对明清时期中国科学有影响的是耶稣会传教士和基督教新教传教士。耶稣会传教士并不懂得微积分。微积分是18世纪牛顿时代新科学的一部分,但它到19世纪才通过像李善兰(1811—1882)、华衡芳(1833—1902)这样的学者介绍到中国。所以在传教士将微积分等新科学带来之前,中国人已经在复兴他们的数学。而且耶稣会的传教士们身在中国,他们自身的知识也并没有与欧洲当时最新的科学同步。

对这本书的贡献,中国学者在一个方面是比较一致的,即他所用的比较方法。本所的青年读书会,也有不少青年学者肯定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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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尔曼还就科举和科学研究的关系问题作了一种新的解释。一般认为一流的人才通过科举考试进入政界,二三流的落第知识分子才有可能去研究科学。但能高中进士、状元的所谓一流毕竟是凤毛麟角。大部分是所谓的二流。在中国庞大的参加科举考试的人才群中能进入举人、贡生这样的二三流也是极为优秀。不能通过科举立身扬名,这些人就必须把精力投入其他领域,其中就有研究科学的,如上述李善兰、华衡芳等人。所以中国科举制度一个意料外的结果是一些极优秀和极有文化的人必须在别的领域里寻找出路,使这些领域里也人才济济。

尽管我没有看到能全面驳倒彭慕兰观点的批评,但并不等于我完全赞同他的观点。彭慕兰的逻辑,在我看来是存在问题的。他论证的方式,表面上看起来颇有道理。他是这样做的:把西欧中心论的种种因素拿出来进行比较,凡是其他地方也有的,就不能算是西欧独有的内生优势,因而不是西欧能够独自优先现代化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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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尔曼还指出,在复兴数学的同时,明末清初中国人已经在复兴传统医学。清代的考据学不仅是考据儒家经典,同时也有许多优秀学者在重新挖掘整理古代医学文献。虽然鸦片战争后几十年内西医在中国已有一定的市场,但直到20世纪上半期,特别是1940年代后一些特效药发明后,西医才取代中医成为主流。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说艾尔曼在重现或绘制一幅17、18世纪中国从科技、医学到人文领域的文艺复兴图景。

他的逻辑是,如果你具备的条件我也具备,这个条件就不是你独有,你成功了我失败了,这个条件就不是成功的决定性条件。假如英格兰的所有优势,江南也都具备,这种逻辑自然可以成立。但问题在于,他的比较并不限于英格兰和江南。他的比较方法是,首先拿江南与英格兰比较,假如英格兰的某个先进因素江南不具备,就与日本比较,日本也不具备,就去看印度、东南亚甚至非洲。拿英格兰与全世界这样比较的结果,英格兰就一项内生优势也没有了。

本文责编:张容川 发信站:沉思网(),栏目:天益学术 > 政治学 > 政治思想与思潮 本文链接:/data/78155.html 文章来源:《学术月刊》

外交上并不蒙昧的清廷

在我看来,现代化是一个系统工程,是许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也就是说,18世纪的英国具备了最多的优势、最多的促进现代化的条件,江南略次于英国,日本更少,印度,非洲等只具备一两项。即使英国一个自己独有的内生的因素都没有,它的现代化仍然是顺理成章的。江南所不具备的那些优势很可能并不重要,单独看没有什么决定性可言,但与其他因素组合在一起,就构成了英格兰的真正的优势。换句话说,我们可以把英国具备了最多的条件这件事本身,视为英国独有的内生优势。

何伟亚(JamesHevia)的《怀柔远人:清代的宫廷礼仪和1793年的马戛尔尼使团》,试图在外交上为中国落后论翻案。此书由杜克大学出版社1995年出版,获1997年美国亚洲学会勒文森奖(Joseph Levenson Prize),并有北京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出版的中译本。[13]

当然,煤矿和新大陆的确是江南不具备的因素,把它们当作大分流的主要原因(不是唯一的决定性的原因)也有道理,就这一点来说,彭慕兰的观点目前尚不能动摇。但它们能够起重大作用,是与其他因素(包括江南同样具备的那些因素)的综合作用分不开的。

马戛尔尼使团是早期中外关系中的一个重要题目,而中外关系又是二战前后美国中国学研究的主题,早在1936年就有极具分量的专著问世,费正清、邓嗣禹在1941年也有专文。马戛尔尼的日记也在1962年出版。1989年用了大量新档案写成的法文《岿然不动的帝国》出版,三年后出了英文版。这些著作都用了大量的档案材料。

最后要说一点,这本书并不是一部纯粹的经济史著作,彭慕兰的比较不仅是经济方面的,里面也有部分内容涉及到了文化背景、社会观念等。

何伟亚的著作在材料上没有新的发掘,主要是诠释材料,但他显然以此为荣。何伟亚批评过去的研究限在一种“东方学”的框架里,不注意中国方面的资料,或者根据西方的语义来翻译或理解中文资料。何伟亚认为清王朝和英国都十分重视礼仪在外交中的作用和意义。清政府不能代表中国文明,正如英国政府不能代表西方文明。马戛尔尼使团访华所引起的礼仪之争,主要不是两大文明的冲突,而是两大帝国的冲突;就是说双方都了解对方,只是为了利益的不同而各自固执己见。由此何伟亚提出两点:一是清王朝并没有中国中心思想。清统治者心目中的世界是由多种君王组成的,而清统治者自己则是王者之王(over-lord)。清统治者也没有把中国视为文明中心、其他国家是野蛮民族的“夷夏之辨”思想。二是驾驭朝贡制度的礼仪之争不过是词语上的问题,而非死板的制度。在马戛尔尼使团问题上,清政府很有灵活性,只要马戛尔尼恭敬如仪即可,并没有固定的模式,倒是英国人想要通过外交关系来实现欧洲式的等级制度。

文章出处:近代中国研究网

此书获奖后引起一些争议。周锡瑞(JosephW. Esherick)在《近现代中国》上撰文对此书所代表的所谓后现代主义的研究方法提出批评。周锡瑞批评的重点在后现代主义的虚夸学风。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后结构主义,以词语分析(discourse analysis)为号召,以重新解释史料作为学术的基点,却往往在词语上错误百出。周锡瑞批评何伟亚连文本都未读懂,就妄出宏论。他罗列了何伟亚著作中的许多“白字”,例如“皇帝”写成“黄帝”,“贡差”写成“页差”,“一视同仁”写成“一视同人”,“恳求无厌”写成“恳求无压”,等等。周锡瑞公开申明他关心的重点并不在于此书本身,而在于将此奖授于此书。因为勒文森奖是美国亚洲研究学会在汉学领域的最高奖,将勒文森奖颁给一本观点新颖但史料不严谨的著作无疑是鼓励这种学风。

有意思的是周锡瑞在美国学界向以左派著称,以“革命”起家(周锡瑞的成名作即是关于辛亥革命的),是20世纪70年代“讨伐”费正清学派的主将。[14]何伟亚所批评的西方汉学界对朝贡制度的理解正是费正清关于近代中外关系的主要架构。但在这场辩论中,周锡瑞倒反而成为保守派,在为关于朝贡制度的传统说法辩护了。不过唯其如此,周锡瑞的批评更显得有分量。

周锡瑞还藉此褒扬了中国学者重史料的学风。周锡瑞指出,中国大陆学者们对以政治立场来左右或评估学术的做法很有警惕性。因为他们经历过政治挂帅时期,经历过意识形态为主、史料和史论不必相佐的时期,经历过以长官意旨为学术准则的时期,所以他们比何伟亚这样的学者更能认同“实事求是”的口号。中国学者也许过于重视史料而轻于诠释了,但学者们对客观的知识要有一种共同的责任心。周锡瑞讽刺后现代主义标新立异,他尖锐地指出:如果“新就是好”,这是商业主义,而非学术了。

勒文森奖书奖评委会之一的艾尔曼等人则为何伟亚的新观点辩护。香港的《二十一世纪》和北京的《历史研究》杂志对此都有载文讨论。[15]

有现代意识的士大夫

罗威廉(W illiam T. Rowe)在其力作《救世:陈宏谋和十八世纪中国的精英意识》也有意作中西的比较研究。[16]他试图证明欧洲近代早期的一些进步思想,诸如国家主义、自由主义、个体主义等,在18世纪的中国士大夫阶层中也不乏其信奉者。不过罗威廉并没有过分强调这种比较的重要性,而是通过小心翼翼地刻画陈宏谋(1696—1771)其人其事来证明18世纪的中国官僚阶层中已有不少现代思想和意识。

罗威廉通过陈宏谋身上反映出来的三种矛盾对立来看18世纪的中国社会。

首先是正统说教性的“理学”和务实性的“经世致用”之间的矛盾。陈宏谋既是一个正统的理学家,又是一个非常实际的行政官员。从学问上讲,陈宏谋大概只能算普通。梁启超曾评论说陈宏谋的著作以广西的标准是杰出的,但类似他这样的学者在其他省份可以车载斗量。尽管如此,陈宏谋像当时许多的士大夫一样,是个理学家,是朱熹的信徒,极其推崇四书,尤其是《大学》。陈宏谋还是司马光的崇拜者。而在另一方面,陈宏谋又强调“实学”,并付之行动。例如他在兴修水利方面就成绩突出。《皇朝经世文编》提到陈宏谋处达52次之多,其中最多的是有关水利建设。陈在河南巡抚任上政绩卓然,水利是主要的。此外,他在云南、江西、陕西、甘肃任上都曾进行过雄心勃勃的水利工程。其次,在经世致用上,陈宏谋意识到国家机器的局限性而极重视如何合理地用地方和民间社团力量解决社会问题。陈深知有些事情国家并无能力去做或去管理,例如他对清政府曾大力提倡的保甲制度就持保留态度。

最后,在众所周知的尊卑有序的等级制度下,陈宏谋对个体主义(包括个人思想的表达和对个人的尊重等)以及个人的欲望、需求和个人对团体、社会网络和等级制度的适应看作是一种“义”和“欲”的关系,认为“人情”“私情”也是一种社会需要。陈宏谋心目中有关人的概念可以分成四类:人作为一种天然的动物,即人类;人作为家庭和社会的一个成员,例如作为儿女、作为臣民;人作为某种类型或团体之成员,例如男人和女人、富人和穷人、汉人和满人,等等;人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陈宏谋的个体主义思想大致可总结为五个方面:第一,个人的救世思想。陈宏谋这类士大夫将本阶级看作是有救世责任的或以天下兴亡为己责的阶级,而非特权阶级。第二,个人的尊严。第三,良心和天良。遇事先求诸于心,然后才求助于法律和政府。第四,故中国民间处处有“有心乡绅”、“有心者”。第五,为自我、个人求得利益是天性。所需者是在市场动力和社会控制、个人私德和儒教的大道德之间求得平衡。

总而言之,罗威廉笔下的陈宏谋在“人情、私情、良知、为人、为己”等诸多个人与社会、群体、国家的关系中,已体现出类似欧洲文艺复兴时代的人文精神和人本主义思想。学界一般承认王阳明的“良知”属儒家思想中的“个人主义”,但认为这只在明末昙花一现。而在德川幕府时代的日本,王阳明的“良知”大行其道,促使日本的现代化。陈宏谋的思想在某种程度上显示了王阳明式的“良知”,从明末起就一直在延续。

现代中国的传记作者大多有一个道德标准,并以这个标准去评判传主。西方学术界的传记著作的主要目的不是臧否人物,不是歌功颂德,不是鸣怨叫屈,而是着重于通过一个历史人物来看一个时代或分析一种时代精神。罗威廉的《救世》就在一个方面体现了传记著作在这场重估中国落后问题的史学潮流中的作用。

通俗性的学术著作中的“唱盛中国”潮流

本文开始提到美国大众出版物中多的是唱衰乃至妖魔化中国的著作,与此相反,英语世界比较通俗的学术著作中也出现了一些与此相反的可称唱盛中国的著作。虽然这些著作都偏重历史,它们反映了西方知识界对妖魔化中国的一种反动,也是学术界“唱盛中国”潮流的一种延伸。下面介绍几部比较有影响的作品。

罗伯特·天普(RobertTemple)将李约瑟(Jo-sephNeedham)主编的多卷本《中国的科学与文明》(Science andCivilisation in China,大陆中文版译为《中国科学技术史》)缩写成一本通俗读本,适合用作大学教科书,题为《中国的天才:三千年的科学发明》。此书自1998年出版后,已重印多次,深受欢迎。这是因为李约瑟的《中国的科学与文明》卷帙庞大,连科林·罗南(Colin A. Ro-nan)为此鸿著做的简写本也有五卷之巨,即使是专攻中国史的学者也未必都能仔细阅读。[17]天普指出,英国科学家富兰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 1561—1626)曾言,纸张与印刷、火药、罗盘的发明对人类从中世纪过渡到现代社会的影响超过了任何宗教和政治强权的影响。培根当时并不清楚这些科学技术都源于中国。李约瑟等人的研究就是试图证明中国在中世纪在科学技术的绝大部分领域里都领先世界。

美国《国家地理》杂志的专业作家路易斯·勒瓦舍司(Louise Levathes)的《中国统治大海的时代:龙廷的宝船队, 1405—1433》, 1994年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是通俗性的学术著作中讲郑和下西洋的一部佳作,《纽约时报》将其列为该年出版的百部值得关注的著作(notable book)之一。[18]作者最初在英国剑桥大学得到李约瑟收集的许多中国古代航海业的材料,后来又在南京大学、台湾中研院等地作研究,并收集了一些非洲、阿拉伯和印度的材料。路易斯·勒瓦舍司的书已提到郑和的航船可能到过澳大利亚。

有关郑和下西洋最轰动的著作是英国皇家海军一位退休的潜水艇军官孟席斯写的《1421年:中国发现了美洲大陆》一书。[19]孟席斯先在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图书馆特藏部发现了一幅1424年的地图,上面画有的几个名不见经传的岛屿,经他考证这些岛屿位于现在中南美洲的波多黎哥等地。于是一个大问题出现了:当时哥伦布尚未发现新大陆,是谁画制了这张地图并准确地标志了这些岛屿?孟席斯的结论是,当时的世界只有中国有此技术和财力进行远海航行,中国人是美洲的最早发现者,而发现美洲大陆正是15世纪初明朝政府派出的郑和航队。1492年,哥伦布就是利用郑和绘制的航海图到达了美洲,葡萄牙探险家费迪南德·麦哲伦16世纪在航海时也用过郑和的航海图。孟席斯认为,现在人们都说是哥伦布发现了美洲大陆,但哥伦布却是靠了郑和的地图才摸索到了美洲,所以事实上“全世界都欠了郑和的债”。孟席斯所用的证据主要是美洲、澳洲、印尼等地许多中古时代港口发现的中国沉船、瓷器和非洲的刻石等,他还利用DNA测试证明太平洋一些岛屿上的居民有中国血统从时间上可上溯到15世纪,由此推论郑和船队的一些成员留在了美洲并在那里建立了家庭。

此书2002年在英国出版时题为《1421年:中国发现了世界》,中文译本即据此翻译。[20]但2004年在美国出版的版本题作《1421年:中国发现了美洲大陆》,显然为了迎合美国市场的需要,而它在英语世界的影响由此也大得多。作者称为这项研究访问了120个国家, 900多个博物馆、图书馆和档案馆,还访问了中古时代晚期的每一个港口,费时10年。

孟席斯最近又有新作。2008年出版了《1434年:中国宏大舰队驶入意大利点燃文艺复兴》一书,是为《1421年:中国发现了世界》的姐妹篇。在这本书中孟席斯更提出了一个大胆新论,他认为根据种种迹象,郑和的舰队曾到达意大利等地,并于1434年即明宣德九年在佛罗伦斯多次会见教皇欧钦尼斯四世,与教廷建立了密切联系,从而直接将中华文明介绍给欧洲。这个明朝的代表团为欧洲带去了中国的艺术、印刷、天文地理(包括后来为哥伦布等航海探险家所用的世界地图)、数学、建筑、冶金等知识,所以,在很大程度上欧洲的文艺复兴是明朝中国直接“点燃”的。文艺复兴时代的巨子达芬奇、哥白尼、伽利略等人都深受中国影响。[21]孟席斯这些语出惊人、挑战传统的观点当然引起了争论,他的书虽然上了《纽约时报》畅销书榜,销路极好,但却毁誉参半,在学术界普遍评介不佳。有人讽刺孟席斯如有第三本书出版,这本书可以题为《1438年:中国向火星放射第一颗人造火箭》。[22]

结语

如前所述,本文所用“唱盛中国”一语,是相对“唱衰中国”这一习语而言。虽然无论“唱盛”或“唱衰”在涵义上都有指论者以主观意识评判客观事物的倾向,本文提出“唱盛中国”这一命题却并无贬意,只不过是借了大家熟悉的“唱衰中国”一词,反其意而用之,希望能比较生动地说明海外中国史研究中的一个最新潮流而已。学术研究需要有创新精神,一个优秀的学者往往善于在学术界已有的研究水平上发现问题,提出见解,推陈出新。这种创新精神应该是建立在尊重他人的研究成果基础上,以扎实的材料、独到的研究方法和角度,在某一课题或领域内另辟蹊径,从而能言人所未言。上述各种著作,除了几部通俗读物外,几乎全是由海外中国学领域杰出的学者创作的,其中不乏该领域中的领衔人物。对其观点虽然见仁见智,也不能排除某些学者有点中国情结,或者矫枉过正,但无可否认的是它们基本上都是严肃的学术著作,而且代表着西方知识界对重新认识中国近代历史、特别是解释中国落后这一问题的一种迫切愿望。这种愿望早就表现在人们习称的李约瑟难题(Needham’sGrand Question)中,即中国科学技术在千百年遥遥领先世界后,为何在近代落后于西方?唱盛中国学派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在回应这个问题,并试图从比较史学和世界史的角度讨论明清史和中国近代史。[23]

这种愿望显然与近年来中国的兴旺崛起有直接关系。从小处来讲,中国自1949年以来前所未有的开放,使海外的中国研究者有条件在中国城乡作长期研究,从图书馆、档案馆到田野调查,学者得以深入中国社会,获得前所未有的感性知识,并与中国同行交流心得,加深了解,增加了他们提出问题的深度和广度。

但更重要的是,中国近年来飞速而稳定的发展超出了包括了许多中国通在内绝大部分人的预期和想象。于是一个重大问题提出来了,即中国近年来的重新崛起以其广度和强度来看,不可能是偶然发生的,而必定有其长远而深厚的历史原因,唱盛中国学派就是要探明这个历史根源,从而证明中国强大的延续性和合理性。从上述讨论可知,目前西方学术界的一个主流意见就是近代中国的落后在时间和范围上都被夸大了。2008年夏天,我在上海召开的一次国际学术会议上讨论这一问题时,做评论的美国肯塔基大学历史系教授司昆仑(Kristin Stapleton)就提出“中国何时落后西方”这一命题有可商榷之处,因为这个命题的前提是中国落后于西方,而事实上中国未必落后于西方。也许只有海外学者才会对中国是否落后于西方这一点提出商榷,因为这在国内是童叟皆知、无可质疑的常识;但这种责疑也反映了西方学界急于要重新审视中国落后论的一种倾向。[24]

在很大程度上,这一观点与学术界较早的挑战中国社会在近代以前长期停滞不前的观点是一脉相承的,虽然至今似乎尚未有人注意这两者之间的联系。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前,“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不前”是学术界的共识,似乎中国自秦汉以来二千年是铁板一块,此后史学界质疑这一观点,并花了大约20年时间来证明东亚在19世纪西方介入以前一直在变化和进步着。这一观点在今日的西方史学界已成共识,谁再用“停滞不前”(stagnation)来形容近代以前、特别是明清时代的中国就不仅是落伍,而简直是忌讳了。如果将这两个学术观点加在一起,中国自19世纪中期以来一百多年的动乱和落后在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长河中就只是一个插曲,用学者唐德刚的话来说,这是一个“历史三峡”,过了以后,中国又会是“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再现一个汉唐盛世,世界超强。[25]

《哈佛中国史》和《剑桥中国史》 的最大区别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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