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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 中国史 2019-07-30 22:38 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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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高校近代史研商所

在近代史研究中提出范式问题,是因为从建国以来在史学研究中有太多的框框,例如把几千年的文明史全部归结为阶级斗争史;用进步与反动,唯物与唯心的两分法界定历史人物;只言历史规律、必然性讳言突发事件、偶然性对历史的作用;只重视精英思想的研究,忽视生活方式、风俗习惯的影响等等,其中尤以阶级斗争的绝对化为最,它几乎贯穿历史研究的一切领域,从课题的选择、经费的投入、资料的收集,以及研究方法的运用无不以宣扬、演示阶级斗争为至上的纲领,从而把许多重要领域如生态环境、资源配置、民族心理摒弃在视野以外,留下许多薄弱环节,无人问津。

改革开放以来在史学界的一大成效,是突破沿袭多年的研究范式,呈现多元化的思路。

“20世纪中国近代史研究范式的演变”系列文章之三:

这种现象早就引起人们的不满,还在上个世纪的六十年代,周扬就呼吁阶级斗争是红线,不是红布。岂止是红布,上下五千年全是红彤彤,农民战争和儒法斗争就是一切,课题愈来愈窄,老调老弹,千篇一律,令人望而生厌,连党中央的宣传部长都无可奈何,一般研究人员又何敢妄言其他! 历史研究成为极左思潮的重灾区,所以为四人帮效力的笔杆子中有些是史学研究者,这不是偶然现象。

要说对既定范式的突破,在中国是个艰难的历程,那是因为从建国以来在史学研究中有太多的框框,例如把几千年的文明史全部归结为阶级斗争史;用进步与反动,唯物与唯心的两分法界定历史人物;只言历史规律、必然性,讳言突发事件、偶然性对历史的作用;只重视精英思想的研究,忽视生活方式、风俗习惯的影响等等,其中尤以阶级斗争的绝对化影响最大,它几乎贯穿历史研究的一切领域,从课题的选择、经费的投入、资料的收集,以及研究方法的运用无不以宣扬、演示阶级斗争为至上的纲领,从而把许多重要领域如生态环境、资源配置、民族心理摒弃在视野以外,留下许多薄弱环节,无人问津。

革命史研究范式的定型和主导(1950-1985)

改革开放刷新了现实,也刷新了史学界的风貌。观念的改变,文物资料的新发掘,文化史和社会史的复兴,西方史学的传播,不断扩大视野,使得史学领域焕然一新。重写古代史、重写思想史、重写文学史的呼声不绝于耳,有的成绩已很可观。

这种现象早就引起人们的不满,还在上个世纪的六十年代,周扬就呼吁阶级斗争是红线,不是红布。岂止是红布,上下五千年全是红彤彤,农民战争和儒法斗争就是一切,课题愈来愈窄,老调老弹,千篇一律,令人望而生厌,连党中央的宣传部长都无可奈何,一般研究人员又何敢妄言其他! 十年文革历史研究成为极左思潮的重灾区,这不是偶然现象。

从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是革命史研究范式的定型和主导时期。

然而这对近代史研究来说,又相当隔膜。在七、八年前要想在一本书中阐明以现代化为主线的话,很有可能遭到非议,尽管在现实中已明白宣告以现代化作为社会主义经建设的目标,但在历史领域仍然是一禁忌。从这里可以理解,茅海健的《天朝的崩溃》一书会引起轩然大波,株连作者业经学术委员会通过的研究员职称也被扣压好几年,原因之一,就是阶级斗争为纲仍然是高悬在近代史领域的利剑,直到九十年代末胡绳先生认同以现代化作为考察近代史的主线之一,研究者奔走相告,这问题才算是了开禁。然而,某些问题仍然层层相因,不敢超越雷池。今年我们研究室编辑了一本《社会生活与观念变迁》的论文集,其中有一篇因为批评了义和团的落后愚昧,终审时不得不被删除。有人因此嘲讽说:“ 史学家不敢批评农民起义中的邪教,有的还加以吹捧,法轮功那样猖獗,还不是有了你们的误导! ”对此编者无言以对。

改革开放刷新了史学界的风貌。观念的改变,文物资料的新发掘,文化史和社会史的复兴,西方史学的传播,不断扩大视野,使得史学领域焕然一新。重写古代史、重写思想史、重写文学史的呼声不绝于耳,有的成绩已很可观。然而这对近代史研究来说,又相当隔膜。在七、八年前要想在一本书中阐明以现代化为主线的话,很有可能遭到非议,尽管在现实中已明白宣告以现代化作为社会主义经建设的目标,但在历史领域仍然是一禁忌。从这里可以理解,茅海健的《天朝的崩溃》一书会引起轩然大波,原因之一,就是阶级斗争为纲仍然是高悬在近代史领域的利剑,直到九十年代末胡绳先生认同以现代化作为考察近代史的主线之一,研究者奔走相告,这问题才算是了开禁。然而,某些问题仍然层层相因,不敢超越雷池。今年我们研究室编辑了一本《社会生活与观念变迁》的论文集,其中有一篇因为批评了义和团的落后愚昧,终审时不得不被删除。

革命史范式的定型和主导时期

这种既定的框架对近代史的研究十分有害,要知道百年中国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重要而又最复杂的历史时期。辉煌的古代,屈辱的近代,迫使中国人民从沉睡中奋起,为救亡图存,求富自强,前赴后继,成就了数千年未有之历史巨变。从鸦片战争以来,一切为振兴中华而兴起的反帝反封建的义举和政治、经济、文化运动都为探索中国现代化的道路留下宝贵的经验和光辉的业迹。一百多年的历程充满了反复和阵痛,失望和希望,机遇和挫折,终于在这世纪之交确立有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迎来了国民经济建设的新高涨。阶级斗争是这百年行程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不是全部,当代中国的变革,抛弃阶级斗争为纲到向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转移,正是这一百多年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

这种既定的框架对近代史的研究十分有害,要知道百年中国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重要而又最复杂的历史时期。辉煌的古代,屈辱的近代,迫使中国人民从沉睡中奋起,为救亡图存,求富自强,前赴后继,成就了数千年未有之历史巨变。从鸦片战争以来,一切为振兴中华而兴起的反帝反封建的义举和政治、经济、文化运动都为探索中国现代化的道路留下宝贵的经验和光辉的业迹。一百多年的历程充满了反复和阵痛,失望和希望,机遇和挫折,终于在这世纪之交确立有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迎来了国民经济建设的新高涨。阶级斗争是这百年行程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不是全部,当代中国的变革,抛弃阶级斗争为纲到向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转移,正是这一百多年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外部环境,中国近代史学科空前地发展起来。中国近代史研究得到国家的高度重视,变成一项国家文化事业。国家建立了研究近代史的专门机构——近代史所,各大学历史系普遍设置了中国近现代史教研室,马克思主义成为国家意识形态,唯物史观在全国得到普及,国家大规模地进行近代史资料建设。正是在国家的高度重视下,中国近代史研究成为显学,马克思主义中国近代史研究成为主流学派,革命史范式成为主导范式。

作为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是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双重压迫下起步,反帝、反封建是近代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动力和核心内容。然而,现代化又是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的最深刻的历史巨变。殖民和反殖民的对立和冲突; 新旧生产方式的并存和代谢; 社会机制的解体和重构; 两大文明的撞击和融汇等多种线索相悖相引,纵横交错。由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和特定的历史条件,在各地区又有不同模式和不同程度的区域现代化的事实。毫无疑问,现代化是涵盖各种矛盾和各类地区的主要线索。这不仅是革命先烈振兴中华的理想,也是当代中国人奋力的追求。推进现代化的建设,实现中华民族腾飞这一目标,已超越不同社会制度的屏障和经济水平的差异,在同文同种和同一民族命运的炎黄子孙中得到最大范围的认同。

作为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是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双重压迫下起步,反帝、反封建是近代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动力和核心内容。然而,现代化又是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的最深刻的历史巨变。殖民和反殖民的对立和冲突; 新旧生产方式的并存和代谢; 社会机制的解体和重构; 两大文明的撞击和融汇等多种线索相悖相引,纵横交错。由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和特定的历史条件,在各地区又有不同模式和不同程度的区域现代化的事实。毫无疑问,现代化是涵盖各种矛盾和各类地区的主要线索。这不仅是革命先烈振兴中华的理想,也是当代中国人奋力的追求。推进现代化的建设,实现中华民族腾飞这一目标,已超越不同社会制度的屏障和经济水平的差异,在同文同种和同一民族命运的炎黄子孙中得到最大范围的认同。

随着国民党蒋介石政权在大陆的失败,为国民党统治服务的现代化范式在中国大陆丧失了合法地位。但在20世纪60、70年代,港台和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者以中国现代化视角分析中国近代史,仍是一个热点。香港学者金耀基在《现代化与中国现代历史——提供一个理解中国百年来现代史的概念架构》一文中,以现代化为主线,对中国百年历史进行了解释。台湾学者从1973年开始开展了近代中国的现代化的区域研究。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用现代化视角进入研究,一时成为主流。

从现代化的角度考察近代史,远比以阶级斗争为纲来解释历史要复杂得多。众所周知,中国人的觉醒是从自强意识启蒙的,这是在经受列强炮火震撼后的反思。第一次鸦片战争,已经使中国割地求和,蒙受耻辱,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从广州北上,封锁了渤海湾才用了二万五千人,打到北京才六千人,放火烧圆明园才有三千多人,清王朝为什么就那样不堪一击? 兵临城下,皇帝临阵逃跑,连家都被人烧了,天朝的面子丢尽了,可清政府宁可丧权辱国,还要在怎样面见外国公使的礼节上,争论不休以保持天朝的体面? 如此昏庸无能的政府又怎能不一败涂地? 天朝上国的体统被打乱了,至高无上的权威丧失了,怀疑也就发生了。怀疑中最有份量的是在统治阶级的上层,高级官员的分化,出现要求自强的社会力量,而不是下层民众。农民起义可以打翻封建王朝,然而,取而代之的依然是又一个封建王朝,太平天国被誉为旧式农民战争发展的最高阶段,他们的迅速腐败和内讧再一次表明出自下层的社会力量未必比原有的统治更高明。阶级斗争可以改变统治的现状,却不能改变尊卑贵贱的封建统治序列,其结果依然是王朝更迭而不是民族的振兴。由此可见,阶级斗争和现代化并非天然一致,有时可能成为悖论,义和团在反帝斗争中英勇无畏令人赞叹,然而他们挖电线竿、扒铁路,甚至要烧京师大学堂,抵制现代文明的愚昧行为,又不自觉地成为抵制社会进步的势力,其后果不是民族的振兴而是再一次走向深渊,19世纪的中国能够真正挽救国家于危亡的是从统治阶层中产生的向西方学习的自强意识,而不是盲目排外。道德评价与历史评价两律背反是历史发展中的悖论,史学研究不是道德评判,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途程中,符合这一历史潮流的就应该得到肯定。

从现代化的角度考察近代史,远比以阶级斗争为纲来解释历史要复杂得多。众所周知,中国人的觉醒是从自强意识启蒙的,这是在经受列强炮火震撼后的反思。第一次鸦片战争,已经使中国割地求和,蒙受耻辱,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从广州北上,封锁了渤海湾才用了二万五千人,打到北京才六千人,放火烧圆明园才有三千多人,清王朝为什么就那样不堪一击? 兵临城下,皇帝临阵逃跑,天朝的面子丢尽了,可清政府宁可丧权辱国,还要在怎样面见外国公使的礼节上,争论不休以保持天朝的体面? 如此昏庸无能的政府又怎能不一败涂地? 天朝上国的体统被打乱了,至高无上的权威丧失了,怀疑也就发生了。怀疑中最有份量的是在统治阶级的上层,高级官员的分化,出现要求自强的社会力量,而不是下层民众。农民起义可以打翻封建王朝,然而,取而代之的依然是又一个封建王朝,太平天国被誉为旧式农民战争发展的最高阶段,他们的迅速腐败和内讧再一次表明出自下层的社会力量未必比原有的统治更高明。阶级斗争可以改变统治的现状,却不能改变尊卑贵贱的封建统治序列,其结果依然是王朝更迭而不是民族的振兴。由此可见,阶级斗争和现代化并非天然一致,有时可能成为悖论,义和团在反帝斗争中英勇无畏令人赞叹,然而他们挖电线竿、扒铁路,甚至要烧京师大学堂,抵制现代文明的愚昧行为,又不自觉地成为抵制社会进步的势力,其后果不是民族的振兴而是再一次走向深渊,19世纪的中国能够真正挽救国家于危亡的是从统治阶层中产生的向西方学习的自强意识,而不是盲目排外。道德评价与历史评价两律背反是历史发展中的悖论,史学研究不是道德评判,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途程中,符合这一历史潮流的就应该得到肯定。

中国内地在20世纪60年代,鉴于那时美国学者的现代化研究公开宣称对抗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所以对现代化理论采取了批判和拒绝的态度。同时,对于海外资产阶级学者有关中国近代史的研究采取了基本批判的态度,例如20世纪60年代初选编的《外国资产阶级是怎样看待中国历史的——资本主义国家反动学者研究中国近代历史的论著选译》第1、2卷(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和《外国资产阶级对于中国现代化的看法》(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近120万字,收集了近几十年来仍有影响的英、美、法、德、日等国数十位资产阶级学者对中国近代社会性质、近代经济及文化问题,中外关系、农民战争、边疆危机、中国革命、国共斗争等各方面有代表性的论述。在序言中,选编者对各种观点进行了严厉的政治批判。

自强的首要步骤,是从国外引进先进的技术,培养新型人才,开始了现代化的思考,这是统治阶层中前所未有的分化。分化就会有新的阶层力量,有意思的是,在主张学习外国技术,要求自强的倡导者中如恭亲王、文祥,就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不平等条约的签订者,用传统的阶级斗争眼光看这无疑是卖国者,然而正是他们亲历了民族的奇耻大辱才唤起自强意识的觉醒。从妄自尊大,讲究华夷之辨,到要求自强向外国学习,这在中国是了不起的变化,这哪能以阶级标签所能阐明的。如果说,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林则徐是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那到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就出现了一批人,这一批人的出现说明了最高统治阶层中要求变革现状的社会力量已经成长、壮大。虽然在初期引进的技术中,主要是洋枪洋炮,但也说明,这首先是来自战争失败的教训而激发的富国强兵的要求,从军事工业的启动,促进了中国第一代民族工业的诞生,反映了中国是从深重的民族危机中被惊醒的、虽然这是被动的,艰难的,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终于赶上世界发展的潮流,走上追求工业化的道路,这是19世纪中叶,最先进的中国人要求社会变革的曲折道路。然而对这一简单的认识却迟迟得不到史学家的理解,记得在80年代著名经济史家严中平就愤愤不平地指出:“说洋务派办军队是镇压农民起义,农民从没有海军,那北洋水师难道是打农民的? ”为什么一个浅显的道理却不能得到认可,盖因为阶级斗争压过一切,以致对一些起码的事实也视而不见。

自强的首要步骤,是从国外引进先进的技术,培养新型人才,开始了现代化的思考,这是统治阶层中前所未有的分化。分化就会有新的阶层力量,有意思的是,在主张学习外国技术,要求自强的倡导者中如恭亲王、文祥,就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不平等条约的签订者,用传统的阶级斗争眼光看这无疑是卖国者,然而正是他们亲历了民族的奇耻大辱才唤起自强意识的觉醒。从妄自尊大,讲究华夷之辨,到要求自强向外国学习,这在中国是了不起的变化,这哪能以阶级标签所能阐明的。如果说,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林则徐是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那到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就出现了一批人,这一批人的出现说明了最高统治阶层中要求变革现状的社会力量已经成长、壮大。虽然在初期引进的技术中,主要是洋枪洋炮,但也说明,这首先是来自战争失败的教训而激发的富国强兵的要求,从军事工业的启动,促进了中国第一代民族工业的诞生,反映了中国是从深重的民族危机中被惊醒的、虽然这是被动的,艰难的,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终于赶上世界发展的潮流,走上追求工业化的道路,这是19世纪中叶,最先进的中国人要求社会变革的曲折道路。然而对这一简单的认识却迟迟得不到史学家的理解,记得在80年代著名经济史家严中平就愤愤不平地指出:“说洋务派办军队是镇压农民起义,农民从没有海军,那北洋水师难道是打农民的? ”为什么一个浅显的道理却不能得到认可,盖因为阶级斗争压过一切,以致对一些起码的事实也视而不见。

中国近代史研究者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对近代史资料的搜集、整理基础上,通过讨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基本理论问题,在范文澜、胡绳等马克思主义中国近代史研究者解放前探索的基础上,使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新学科体系——革命史范式定型。这个范式强调以唯物史观为指导,以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阶级斗争为主线,理解和把握近代历史发展的本质和主流,重在通过近代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结构变化的考察,揭示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充分肯定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地位与作用。这种范式是对20世纪30年代形成的近代通史以“政治史为经、事件史为纬”的线性结构的继承和扬弃,又是对毛泽东的历史观和研究方法的诠释与阐发。

所以确立以现代化为主线的视角,这是对既有研究范式的一大突破,对史学工作者来说,无异是又一次思想解放,这有力地推动近代史研究推陈出新,与时俱进。诚然,史学研究的是过去的社会世态和人情,内容上有其继承性,不能以简单的推陈而处置,但在某些方面引起重新思考和改写,已是不争的事实。

所以确立以现代化为主线的视角,这是对既有研究范式的一大突破,对史学工作者来说,无异是又一次思想解放,这有力地推动近代史研究推陈出新,与时俱进。诚然,史学研究的是过去的社会世态和人情,内容上有其继承性,不能以简单的推陈而处置,但在某些方面引起对近代史研究的重新思考和改写,已是不争的事实。

革命史范式的基本内涵

史学研究的变革,重要的是观念和方法的纳新。秦王朝只存在了十四年,研究秦王朝的历史二千年不衰。不同时代的人们,从不同的时代精神出发,用各种不同的方法,从不同的角度探求资料,解析现象层出不穷。史实有终而意义无穷,这才是史学吸引后人的真正魅力。时下诸多方法的引进如计量统计、模式分析、结构功能、田野调查、口述历史以及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文化学等多学科方法的运用都有助于推动史学研究的深入发展。例如把社会心理确认为社会存在的一种反映方式,可以启迪史学研究工作者通过社会风尚的演变,考察人们在日常生活和相互交往中形成的普遍意识,以便更准确地描述历史的场景和国民性。而用社会学、心理学的概念、范畴分析历史事件和人物,也可能另辟蹊径,丰富和补充阶级观念不能深入的领域。再如,马克思主义并不否认偶然性在历史上的作用,历史上的突发事件、偶然性又屡见不鲜,但是沿用规律性和必然性的范式来论证偶然性,实际上又取消了偶然性,从而又把复杂的现象简单化,所以理论的更新也是范式的更新,范式的更新又给理论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武器。在史学研究方法已经从单一化而走向多元化的今天,研究者们更应该不拘一格求真知,创生自己的理论。

史学研究的变革,重要的是观念和方法的纳新。秦王朝只存在了十四年,研究秦王朝的历史二千年不衰。不同时代的人们,从不同的时代精神出发,用各种不同的方法,从不同的角度探求资料,解析现象层出不穷。史实有终而意义无穷,这才是史学吸引后人的真正魅力。时下诸多方法的引进如计量统计、模式分析、结构功能、田野调查、社会学、文化学、后现代等多种学科方法的运用,都有助于推动史学研究的深入发展。例如把社会心理确认为社会存在的一种反映方式,可以启迪史学研究工作者通过社会风尚的演变,考察人们在日常生活和相互交往中形成的普遍意识,以便更准确地描述历史的场景和国民性。而用社会学、心理学的概念、范畴分析历史事件和人物,也可能另辟蹊径,丰富和补充阶级观念不能深入的领域。所以理论的更新也是范式的更新,范式的更新又给理论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武器。在史学研究方法已经从单一化而走向多元化的今天,研究者们更应该不拘一格求真知,创生自己的理论。

革命史范式基本内涵就是:“一个主线”(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为主线)、“两个过程”、“三次革命高潮”、“八大事件”所构成的近代史研究理论体系。以这个范式为指导,这一时期出版的一批有影响的近代通史著作,主要有:林增平的《中国近代史》(上、下册,1958年),戴逸著的《中国近代史稿》第一卷,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第四册,翦伯赞主编的《中国史纲要》第四册。同时也对近代史学科的专门分支研究上构成了宏观指导,因此革命史范式成为新中国不同层次的人们共同接受的模式。新中国的学者都能在自觉体认的新的学科体系所揭示的对近代历史发展本质与主流的规范上展开自己的具体研究,所以,在一定程度上说,20世纪50-60年代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繁荣与发展正是这一新的近代史研究学科体系发展的结果。换言之,革命史范式的定型不仅为这一时期的近代史研究提供了理论框架前提,同时其自身的形成、发展就构成了这一时期全部中国近代史研究成果中最深刻、最本质之所在。

“按照新体系编写的近代史论著中,最为突出的是人民出版社1962年出版的《中国史稿》第四册”。

刘大年在《中国史稿》第4册中,将1840年至1949年的中国社会看作一个完整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所以将1840年至1919年的中国历史当作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上半部分。编者鉴于以往讲中国近代史的书,包括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带有纪事本末体的特点,在内容上过于偏重政治史,忽视了社会经济、文化内容,使人们不能完整地了解中国近代史全貌,所以编者在这方面进行了改进。刘大年认为“1840至1919年的近代中国80年的历史,明显地表现为鸦片战争至太平天国失败,1864年至戊戌变法与义和团运动失败,以及1901年至五四运动爆发的三个不同时期。在那几个时期里,帝国主义、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相互关系,各种势力的矛盾斗争各有特点。其中社会经济状况、阶级斗争、意识形态是结合在一起的、统一的。因此,新的著作要求根据历史演变的时间顺序讲述事件,不只讲政治事件,也要讲经济基础、意识形态;不只讲汉族地区的历史,也要讲国内各民族在斗争中与全国的联系和相互关系。”《中国史稿》第四册就是按照刘大年的这种意见编写的。

《中国史稿》第四册在20世纪50-60年代初,是最能体现中国近代史“革命史范式”的一部近代通史著作。这部著作所构筑的中国近代史分析框架,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基本观点以及在历史内容上的安排,表明了中国近代史研究新的学科体系有了自己的载体,是中国近代史研究“革命史范式”定型的标志;是这一时期以学术立场服务于当时主流意识形态的代表著作;是20世纪30年代就开始发端的马克思主义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数代马克思主义中国近代史研究者的栽培,终于到20世纪60年代初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研究和分析框架。它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阶级斗争理论为指导,以阶级分析方法为基本研究方法,以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为基本线索,以一条红线、两个过程、三次革命高潮、八大历史事件为基本构架,兼及社会经济、思想文化和边疆少数民族,力图揭示自1840年鸦片战争到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近代中国80年间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发展规律。这个新的学科体系,是对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包括资产阶级学者的近代通史以“政治史为经,事件史为纬”的线性结构的继承和扬弃,是中国近代史学科作为一门独立学科成熟的表现。这一新的学科体系,既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近代史研究自兴起以来学术发展的结果,也是这一时期中国政治发展的要求和产物。《中国史稿》第四册是这一学科体系最终确立的标志,自此以后成为当代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传统模式,而由此建立的一系列近代通史研究规范,也逐步得到学者们的认同和遵循。《中国史稿》第四册体现的近代史学科体系,最终得以形成社会共识的,是胡绳按照自己提出的三次革命高潮论所编写的迟至1981年才出版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

总体来说,20世纪50-60年代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形成了一个稳定的研究范式,积累了长足发展的学术基础,获得了独立的学科发展地位,这些是往后中国近代史研究发展的关键。

革命史研究范式局限性

20世纪50-60年代形成的革命史研究范式促进了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发展繁荣,但也存在着自身的若干局限性。

在革命史范式框架下,人们对革命史给予了足够的重视,是“那一社会阶段的必然且合理的产物”,却忽视了社会是一个复杂的有机体,人们对与反帝反封建斗争没有直接关系的经济、社会、文化关注不够就是一个例证,人们对统治阶级的活动及其政策研究、近代民主观点、民主制度的研究就非常缺乏,就反映了新的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无法涵盖近代中国所有的内容,使人们难以看清近代中国社会的全貌。

在运用阶级斗争观点时,存在概念化、公式化、简单化的毛病,表现在片面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学说。导致这种毛病主要是现实政治环境越来越强调阶级斗争和教条化运用阶级斗争观点所致。过度强调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唯一动力,势必会忽视对生产力和其他社会力量对历史发展所起的作用;以阶级分析法作为唯一方法来分析近代历史的复杂现象,容易忽视社会结构和社会生活的多样性、复杂性;以“三次革命高潮”作为近代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容易忽视革命以外的社会改革运动和与政治无关的社会历史内容。

这一研究范式所处理的对象是中国近代史的前半期,即1840—1919年,割裂了1840—1949年近代中国这个整体,没有对百余年历史作为一个完整的历史时期来考察。因此这种研究范式不能打通来观察近代中国全貌,不利于总结近代中国历史发展规律。当然,之所以这一时期近代史学界选择1919年作为中国近代史的下限,是因为1919年离20世纪50—60年代现实太近,1919年以后的历史与现实政治关系太密切,历史尚未沉淀,作为历史科学的研究对象还不成熟,加之1919年后的历史这时被纳入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和中共党史范畴;从革命史的角度把握中国近代史,1840-1919年的中国历史自成体系,是属于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构成一个独立的历史单元;从研究便利的角度看,以1919年为界,也方便研究。因此这一时期的近代史研究体系选择1840-1919年的中国历史作为处理对象,是时代的产物,也是现实政治对史家制约的必然结果,有其历史合理性,也有其历史的局限性。

这一时期中国近代史研究,具有明显的为现实政治服务的特征。随着中国社会生活的日益政治化,中国近代史研究越来越被纳入政治斗争的框架,研究禁区越来越多,学术问题被当作政治问题处理,中国近代史研究越来越意识形态化,最后在“文化大革命”的名义下,作为文化一部分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完全被窒息,陷入停滞和倒退状态,沦为政治斗争的附庸和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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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home—必发88 中国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