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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 中国史 2019-09-03 11:48 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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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古中华夏族眼中民族守旧是很淡的,管敬仲相

文章来源笑傲酱油历史说

齐桓公九合诸侯,尊王攘夷,开创了春秋时期的第一任霸业,在这一过程中,他手下的大臣管仲可谓是功不可没,在管仲的主导下,齐国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图强,他究竟为齐国的称霸做出了哪些不可磨灭的贡献呢?在刑法的改革上,为了解决兵甲不足的问题,管仲制定了“兵器赎罪”的条款,价码是:重罪,一副犀牛皮盔甲,一柄戟;轻罪,一副普通牛皮盔甲,一柄戟;小罪,罚款;打官司,诉讼费为一束箭。这可真是官民两利。以前,重罪要判死刑,轻罪要砍手脚,小罪要挨鞭子。现在,只要购买或打造兵器就可以赎罪,人民当然高兴。国家充实了兵备,节省了军费,也高兴。更何况,尽可能地减少杀人和动刑,还能博得仁慈和王道的美誉,岂非名利双收?

明末大思想家、“船山先生”王夫之,在其所著《读通鉴论》中,提及五胡乱华之世,天下之大防者二:华夏即君子、夷狄即小人,绝不能“以一时之君臣,废古今夷夏之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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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民族大义并非域外泊来,并非近代才产生,也并非宋朝明朝之季才格外强调,而是自我们的始祖轩辕黄帝,杀死苗蛮族的始祖蚩尤后,数千年来,华夷之别深深刻入历代华夏先民的骨髓之中,华夏与夷狄之争,便是关乎华夏文明与华夏民族生死存亡的头等大事。

华夏文明之兴衰

经济改革的要点,也在富国强兵。最重要的措施,是由国家统治经济。比方说,改革税制,免除关税,促进经济发展;加强盐铁管理,实行盐铁专营,增加国库收入;铸造统一钱币,对市场和物价进行宏观调控。当然,管仲也毫不客气地宣布了国家对矿山、森林、湖泊、海洋的垄断。但,他并不主张创办国营盐场或国营铁厂。他的政策是国有民营。生产和销售是民间的事,国家的权力和职能是垄断资源,控制价格,甚至为了控制价格而控制产量。也许,唯独一个行业有“国企”,这就是色情业。有学者认为,管仲很可能是“国营妓·院”的创始人。齐国的妓·院叫“女闾”,分为七个门市部,每个门市部妓女百人。开设的时间,据说比古希腊的梭伦还早了五十年。不过,梭伦的目的,主要是解决性需求和减少性犯罪;管仲的目的,则可能是增加国库收入,笼络天下人才,甚至招待各国使节。总之,此例一开,诸侯纷纷仿效。难怪燕太子丹能“美女恣荆轲所欲”了,没准他自己就是“妈妈桑”。

我们的祖先们筚路蓝缕,征服、驱逐、同化了北狄东夷南蛮西羌等各个古民族,开辟了中华大地这片东亚大陆最丰饶的土地,便是为了让后世子孙世居于此,永享丰饶与太平。

在当今时髦的政治词汇之中,“文明”与“民族”赫然侧身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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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春秋时代,南夷与北狄交攻,初生的中华文明不绝如缕,遂有管仲辅佐齐桓公尊王攘夷,九合诸侯,六出兵车,一匡天下,救华夏而攘夷狄。

大凡用于政治号召的概念,其内涵与外延往往最为模糊,以便诱发激情,招徕信众,导致纷争,乱中取胜。它们可以用来树立一面大旗,却未必有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在多文明、多民族的国家之中,切割人群显然是不利于国家的统一,而且还会在国际关系中造成紧张。

齐国故城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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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在政治之外,文明与民族及其概念自有价值,但那是另外的事情了。

当然,国际关系并不能靠妓女来摆平。管仲的策略,是“以恩惠换拥戴,以土地换和平”。具体地说,就是将过去齐国侵占的城邑归还各国,再加上频繁的请客送礼。据说,这样做的效果是“四邻大亲”。管仲认为,有了经济、军事和外交的条件,齐国就可以出兵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也出威望。做江湖老大,当国际警察,不出兵是不行的。不教训几个调皮捣蛋的家伙,也是不行的。攻打的对象,当然首先是弱国。如果那邦国既弱小又不听话,更好。但公开的说法,则是“择天下之甚淫乱者而先征之”。称霸中原毕竟不是小混混打群架,岂能说“吃柿子拣软的捏”?

孔子因此对管仲大加赞扬,称颂他是救华夏文明于危难,否则炎黄子孙都要披散头发,左开衣襟,变成“被发左衽”的野蛮人了。

文明在国家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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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代中国人的观念中,民族是很淡的,重要的是文明;划定民族的标准是文明,不是血缘——这是华夏文明的一个重要特点,非常具有包容性和开放性。《春秋·公羊传》说,“夷狄进于中国,则中国之。中国而为夷狄,则夷狄之。”这里的“中国”指华夏文明之所·在;“夷狄”不是具体指某个民族,而是泛指野蛮人。中国与夷狄的区别只在文明。野蛮人接受了文明就是文明人,文明人退化了就变成野蛮人。

春秋形势图

孔老夫子还有一句千古名言说得好,那便是【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无也】(华夏汉人的君主再坏,也永远强过夷狄民族的好君主。)这个道理其实十分浅显,就和别人的爹妈再有钱,待你终究也不会和自己的亲生父母一样真心。

孔子也表达过这个意思。他表示要移居“九夷”。有人问他:那里很简陋,怎么办呢?孔子回答说:“君子居之,何陋之有?”他相信,有君子的地方就不会僻陋。“华夷之辨”表现出的不是民族歧视,却很有些文明自负。这个观念可能兴起于周初。周人是征服者。他们分封子弟,到各地与夷狄杂处混居。他们有自信心,不需要建防火墙与别人隔离,反而还有教化别人的愿望。雅利安人在入侵印度之后创造种姓制度,周人不仅没有这样做,还吸收了殷人的很多成就。周朝的制度中只有野蛮人,没有户口制规定的贱民。

师出必须有名。要想成就霸业,比霸术更重要的,是霸道,是政治纲领。那么,管仲打出的旗号又是什么?尊王攘夷。实际上,尊王和攘夷,原本是同一件事。因为王室不尊,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夷狄太强。起先最强悍的,是犬戎,他们在商代叫鬼方。西周灭亡,就因为犬戎攻陷镐京,追杀幽王于骊山之下。定都洛阳的平王无力收回失地,便把沦陷区封给他的一位西垂大夫。这位大夫也不辱使命,果然收回王畿的西半,并把那里变成了秦国。他自己,则成为秦国的第一任国君,是为秦襄公。这件事情对中原各国的刺激,是相当大的。这些国家大都是夏商周之后,自称夏、诸夏,也称华、华夏。华,就是光,也是美;夏,就是大,也是雅。华夏,就意味着文明;夷狄,则意味着野蛮。文明人,是羞与野蛮人为伍的,更不要说甘拜下风。攘夷,应是华夏诸国的共同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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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周人的观念中,文明几乎等于天下。从那时起,中国人就是普世价值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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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中华大地从古到今,汉人人口是远远多于其他各族之和的主体民族,所以也只有在汉人统治者治下,才有足够的自信与包容力,去推进真正的民族融合,实现真正的民族平等;

在有文明自信心的地方,文明总在民族与国家之上。在这一点上,古希腊人与中国古人惊人地相似。公元前340年,雅典人伊索克拉底在演讲中宣称:“带来的结果是‘古希腊人’这个名词不再表示一个种族,而是一种智力,‘古希腊人’的称号被应用于那些分享我们文化的人们,而非那些具有共同血缘的人们。”他号召希腊人团结起来对抗“野蛮人”。

管仲纪念馆

如汉武帝可以让出身为匈奴王子的金日磾,来当自己的托孤大臣,如唐太宗被尊为“天可汗”时,无数胡族将领都手持马刀为大唐帝国开疆拓土、征战四方。

真正的文明人不会为自己建一个保护壳,躲在里面逃避现实,甚至做邪恶之事。

何况进入东周后,夷狄屡屡进犯,诸夏不堪其扰,只不过入侵者不是戎,是狄。据统计,公元前662年至公元前595年间,受狄人侵略者,齐七次,卫六次,晋五次,鲁两次,邢、宋、温、郑、周各一次。其中,受害最甚的是卫,被迫两次迁都。次为邢,迁都一次。周也惨,成周沦陷,天子出逃。后来卫和邢,都靠齐桓公出手相救,才幸免于亡国。周襄王则靠晋文公出手相救,才得以复国。霸主的意义,这样一说就很清楚。

而在胡族王朝和政权的治下,胡族统治者依托本民族、甚或联合其他胡族;共同压制人口占绝对多数的汉人,只会是其小族凌大国的统治本能,绝不以任何明君贤相的个人意志为转移。

在明清之际,顾炎武说:“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日知录·卷13·正始》)亡国只是换了一家统治者。统治者满口仁义道德,却率领野兽们吞噬百姓,还导致人相食,这是亡天下——文明的衰亡。顾炎武又说:“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他认为,天下的重要性在国家之上,保国只是少数既得利益者的事情,保天下是所有人的责任——这才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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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胡乱华时期,进入中原建立政权的胡族统治者们,趁华夏民族的短暂虚弱时而一朝得势,往往会为其一族私利,对主体民族汉民族竭尽所能杀戮之、凌迫之、摧残之,以此来尽可能延续统治。

到了19世纪中后期,中国再也不能假装是天下,而且还发现自己是一个落后国家。先觉者认识到,朝廷不应该再把这个国家当作私有财产。梁启超说:“是故吾国民之大患,在于不知国家为何物,因以国家与朝廷混为一谈,寖假而以国家为朝廷之所有物焉。”(《中国积弱溯源论》,1901年)他指出,朝廷不是国家,两者不分有悖现代文明,这是中国落后的一个原因。

姜太公钓鱼

匈奴人刘聪、赫连勃勃如是,羯人石勒、石虎如是,鲜卑人拓跋珪、拓跋焘亦如是,这些胡族统治者们种种残暴虐民行径的根本出发动机,都在于对丁口人数远远多于其他各族之和的主体民族汉人的深深忌惮和恐惧。

汉学家约瑟夫·列文森说:国家“不只意味着土地和人民,而且还包括对土地和人民所提供的武力保护”,而天下“是一个文明化的社会的概念”,比国家的含义要宽泛得多。(《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另一位汉学家白鲁恂则说,中国是一个假装为国家的文明。他们似乎都认为,文明与作为政治单位的现代国家不能兼容。

事实上齐桓和晋文这两代霸主,最受后世肯定的就是攘夷。比如孔子的两个学生子路和子贡,都曾问过同一个问题:齐桓公逼鲁国杀了公子纠,纠的一位师傅召忽殉主自杀,同为师傅的管仲不但不死,还转变立场去辅佐桓公,这个人不仁吧?孔子却斩钉截铁地回答:当然仁!当然仁!如果没有管仲,我们都会披头散发,衣襟往左边开,变成野蛮人了!孔夫子说得并不错。没有齐桓和晋文,我们民族的历史确实可能会重写,尽管重写也未必就一定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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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世界上单一民族国家的数量极少。无论依据传统还是现实,中国只能成为一个文明国家,否则便根基不稳。中国有多种文明,更需要接受和发展现代文明,并由此推动世界走向古代理想——天下大同。实际上,“文明冲突”主要出现在现代文明与前现代文明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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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忌惮和恐惧,也是这些胡族统治者内心最深处的噩梦,并在之后的一千七百多年里,还将陆续进入从耶律德光、完颜亮、忽必烈,一直到康熙帝、乾隆帝、慈禧太后,每个胡族统治者的内心深处,哪怕无数雄才大略、英明睿智的明君圣主亦不可免。

华夏文明的起源

泰山

哪怕是被誉为五胡时代汉化明君典范的前秦苻坚,他一方面固然是选贤任能,充分信任汉人王猛,对他委以军国重任,施政更远比石勒、石虎等人清明和宽仁。

华夏文明系统是开放的,在融合中产生。

总之,攘夷在当时,是华夏各国的政治需要,也是文化需要。因此,霸主的横空出世,是顺应潮流的。就连秦穆公,之所以成为“春秋五霸”的候选人之一,恐怕就因为他最终完成了对犬戎的征服。攘夷就要尊王。只有把周天王的旗帜高高举起,诸夏内部才能团结。内部团结,才能一致对外。因此,华夏各国虽然心怀鬼胎互不相让,但没有一个人胆敢反对尊王。齐桓公称霸的葵丘之会,晋文公称霸的践土之盟,先后两位霸主对天子也都极尽恭敬之礼。结果,霸权时代的周王原本实力尽丧,表面上反倒威风八面,人五人六,出尽风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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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学家已经形成共识:华夏文明是多源头的。今天中国境内各地都出现了新石器文化遗迹,有数十种之多。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即文明的曙光期,中原地区不是最发达的。但中原地区是地理中心,军事上的必争之地,商业的通衢,而且那时还有良好的自然条件。华夏文明在多种新石器文化的交流与征服中产生,地点是在中原。

可是另一方面,苻坚之所以对亡国之余的鲜卑人、羌人、匈奴人尽可能笼络,对不断反叛自己的氐人权贵尽可能优容,正因为诸胡精诚联合、共同统治汉人,同样是氐人前秦政权赖以立国的不可动摇的根基。但只是石虎的用心掩藏于其残暴,而苻坚的用意掩藏于其宽容,本质殊途而同归,其本心正和一千数百年后的满清王朝诸帝一般无二。

夏商周三代的统治者都是从边缘地区入主中原,中原一直到现代都是四战之地。夏商周是三个不同的文明体系,新王朝总向旧王朝学习,有所损益,不是一味地破坏。因此它们彼此又多有相似之处,使得古老文明延续下来。孔子对三代异同有清楚的认识,多次做过比较。

当然,积累了一千多年历代胡族统治者经验后,汉学素养深厚的爱新觉罗·玄烨、爱新觉罗·弘历之流,早已学会同时用礼教来杀人,靠编修《明史》《四库全书》来阉割华夏文化,奴化华夏精神,更是远比一味用严刑峻法的石勒、石虎之辈来得“高明”了。

华夏文明在中原形成之后,边缘地区就相对落后了。这时“中国”也被用来指代华夏文明。楚、吴、越、秦等霸主国家在较晚时期才加入“中国”的纷争,在强大之后仍受到“中国”的歧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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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彼此交流密切的其他古代文明(两河、埃及、巴勒斯坦、希腊)相比,僻处东方的华夏文明是孤独的,但并不孤立,因为北方的大草原把它们连在一起。驾马、制铁以及其他一些重要的技术很可能经草原传入中国。不过,在整个欧亚大陆,对古代文明的威胁也来自北方的野蛮人。

这就彰显了胡族政权和华夏王朝的根本差别,本质首先并不在于皇帝自身是什么血统,而在于执政者用什么心态来治理国家,来对待自己国家的主体民族。君主个人的血统其实并非最为重要,统治精英是以汉人为主体、还是压制汉人利益才真正重要。

中国的地理相对封闭,面积又足够大,可以自成一个世界,这是“天下”观念的成因。

隋朝和唐朝的皇帝不论是否有胡人血统,原本无关紧要,他们建立的,就是能够代表天下绝大多数民众利益和立场的华夏王朝;

从周初到秦汉

而如氐人的前秦政权、满清王朝这样,即使做再多表面汉化措施,如苻坚、如康熙,也根本做不到脱离他们本民族的统治集团,压制汉人利益诉求永远只会是其首要己任。

大约在3100多年前,西北边境的一个小邦打败商纣王,周取代了殷,并推动了人本思想。西周时期,文明缓慢发展,还受到威胁。公元前771年,西夷、犬戎等联军攻杀“烽火戏诸侯”的周幽王,西周灭亡。次年,平王东迁,周王室对诸侯的权威和凝聚力大不如从前。公元前685年,齐桓公即位,任命管仲为宰相。孔子对管仲的评价很高。他说,齐桓公多次与诸侯会盟,主持和平进程,这都是管仲的力量。孔子又说,齐桓公称霸诸侯,匡正天下,百姓至今仍受益于管仲。如果没有管仲,华夏文明就会灭亡,我们都会成为野蛮人。

所以,正因为汉人是占了中国人总数90%以上的主体民族,一切胡族夷狄王朝和政权统治中国,就是没有任何合法性可言,根本不需要刻意去编造或者夸大其“统治罪恶”。 只因为一个以压制主体民族诉求和利益的王朝,难道可能真正代表天下大多数人的利益么?

因为齐国的强大,华夏文明渡过了一次危机。在管仲之后不久,中国产生了众多的思想家。几乎同时,希腊、犹太、波斯、印度的文明也都出现了思想家或宗教家。这就是卡尔·雅思贝斯所谓的“轴心期”。其中,希腊思想和犹太信仰形成了西方文明的源头;波斯文明也有一部分融入西方文明以及留在本土,但基本上被后起的伊斯兰教取代。轴心期思想的后裔现在主要有西方、印度和中国三家,过去数百年中最兴盛的是西方这一家。

不但清王朝如历史这般对内压制汉人、屠杀掠夺,对外屈膝割地,丧权辱国,我们要反对它; 哪怕清王朝真如康熙乾隆们自我吹嘘的那样英明神武、开疆拓土、永不加赋,我们更要反对它。

在中国思想史上,“先秦”是最重要的时代,华夏文明以后再也没有出现过如此勃发的创造力。

——反对对中国主体民族的压迫,难道还需要任何多余的理由不成?

中华文明的华夷观,从春秋时期的管仲、孔子之季,代代相承了数千年,一直到王夫之这位明末思想巨人的《读通鉴论》为集大成者,已足以建立起一套可以囊括3000年来诸王朝各政权的是非评判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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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可禅、可继、可革!而不可使夷类间之!」(中华王朝皇位的更替,可以是禅让、可以是继承、可以是造反,但不可以是夷狄胡族来鸠占鹊巢!)

船山先生此论甚高,对苻坚这种沐猴而冠的所谓“汉化”胡人君主的评价,更是甚得吾心,当浮一大白。

一个说汉语用汉字,接受华夏民族历史观的人,精神上传绪上都是且仅仅是从夏商周秦汉晋至隋唐宋明的华夏文明的承继者,而绝不会是如羯人、氐人一般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的古代民族的承继者。换言之,我们这些用汉字说汉语的人,读史时永远站在华夏先民一方的立场,原是理所当然。

蛮夷虏狄之人,如果认同我华夏的历史,履行我华夏的礼仪,信仰我华夏的文明,全身心自觉成为华夏的一员,把华夏的祖先当做他们自己的祖先来祭拜,自然就无人会计较他们之前血统为何,而认可他们的子孙也能加入到华夏大家庭中。这才是历时数百年,五胡部族终于融合入华夏汉人的本质。

历史上的民族大融合当然是值得肯定的,但究竟谁“融合”谁,便决定着一个文明的生死攸关。

而民族虚无论者和逆向民族论者们,往往以后世的华夏民族,曾经融合了一部分五胡夷狄后裔的血统为由,便鼓吹将那些历史上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的夷狄民族,也当做全体华夏子孙的祖先之一,足可证明他们其实才是真正极端血统论的信奉者。

他们并以此谬论推演下去,其本质便是抹杀历史上华夏先民与夷狄战争的正义性,便是否定从祖逖到陈霸先在内、大而广之从管仲一直到岳飞和李定国在内的一众华夏民族英雄的历史价值。

——数典忘祖,不外如是!

近代西方史学产生于列国林立的欧洲,和中华大地国情截然不同。因此其一些观念或可用来权作参考,但若强行套用到中国古代历史中,往往便差之毫厘,谬以千里了。

殊不知我华夏文明自有一套至高无上的法则而运转,远非他国史学观念所能涵盖。春秋之义、夷夏大防本是每个真正炎黄子孙不可动摇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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