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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 中国史 2019-05-20 19:20 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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寡头与国民党,民国时代劳方和资方关系史商讨

  

  【35】魏文享:《雇主团体与劳资关系——近代工商同业公会与劳资纠纷的处理》,《安徽史学》2005年第5期。

[24] 《上海市三友实业社劳资纠纷案》。

  作者简介:作者田彤,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中国商会发展协同创新中心教授( 湖北武汉 430079 );赖厚盛,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硕士研究生( 湖北武汉 430079 )。

  现有研究虽然已开始将“劳”、“资”作分层化或分型化剖析,但多局限于私人企业中的劳资冲突,未充分关注国企、外企劳资关系,且常推导出难以令人信服的一般性结论。

[37] 当时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常务委员吴开先电呈中央民运会,声称“共党散播谣言,拟直接行动,轰击工厂”。见《上海市三友实业社劳资纠纷案》。

关键词:阶级斗争;国民党;纱厂工人;武汉;工人阶级;劳资关系;中国共产党;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国共合作;认同

  西方专家注重实证研究,日本专家则更关心中国劳资关系中的政治倾向。小山清次较早涉足中国劳资问题,其《支那劳动者研究》/东京东亚实进社1919年)通论中国劳工运动,强调中共对工运的影响及对外国的威胁。同类著作尚有:上海商务官事务所的通商报告《最近中国罢工事情》(1925),宇高宁《支那劳动问题》(上海国际文化研究会1925年),长野朗《世界的威胁:支那劳动者及劳动运动》(燕尘社1925年)、《支那的劳动运动》(东京行地社出版部1927年)和《长江流域的劳动运动》(东京日刊支那事情社1927年)。此后,注重工人阶级形成与斗争史的研究主导日本学界。左派学者铃江言一《中国革命的阶级对立》第2卷(初版1930年,阪谷芳直校订本,东京平凡社1975年)、游部久藏《中国劳动者阶级状态》(东京好学社1948年)均是其代表。同时,藤平田文吉《满洲矿山劳动者》(大连南满铁道矿业部地质课1918年)、青岛守备军民政部《山东劳动者》(1921)、社会局第一部编纂《上海儿童劳动调查书》(东京1925年)、宫本通治《满洲工业劳动事情》(大连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庶务部调查课1925年)、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庶务部调查课《支那的劳动争议调查(一)》(1925)、大连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庶务部调查课编《支那工场事情》(满洲日报社1928年)、宇野利右卫门编《支那的劳动状态(一)》(大阪三光社1926年)、津金常知编《最近上海劳动事情》(兴亚院华中联络部1940年)、中村孝俊《北支那的矿山劳动》(东京龙文书局1945年)等,对中国工人的工时、待遇、生活状况、工效、劳动条件、企业管理、劳资争议等有较为详尽的调查。

[20] 《中华工业总联合会呈中央党部及各院部电文》,《申报》1932年8月29日。

  关键词:纱厂工人;国民党;共产党;劳资关系;工人阶级的形成

  【61】《服务道德是什么》,《新亚》第15期,1939年3月15日。实际上,《新亚》半月刊在1939—1944年间都在不断向工方灌输职业道德。相关研究尚可参见叶文心:《时钟与院落——上海中国银行的威权结构分析》(王笛主编:《时间.空间·书写》,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3—24页)。

仲裁委员会按规定由市政府、市党部、地方法院以及劳资双方代表组成。仲裁于1932年8月31日举行。但资方代表拒绝出席,理由是抗议中央民运会的“养电”,认为在国民党中央同意纠正“养电”以前进行仲裁,“显有失平之虞”[31]。但仲裁委员会在资方缺席的情况下仍然作出裁决,一方面认定三友社在沪战中的损失不足以构成歇厂的理由,同时又认为该公司在1932年上半年的亏损与前3年的盈余大致相当,其营业前途堪虞,最后乃裁定资方应于3个月内恢复至少1/5工人的工作,其余工人则照原约解雇[32]。

  全文请查阅附件

  学界不乏对劳资冲突的解析,但对1912—1949年劳资合作的表现形式、劳资合作的原因均未能给予全面、系统的理论阐释。阶级矛盾与斗争是工运史分析框架的立论依据与核心逻辑,不仅适于分析民国时期的劳资关系,而且成为当代英国产业关系牛津学派代表理查德.海曼等人分析1970年代西方劳资关系的方法论。【52】该分析模式预设劳、资两者是一对“天然”的死敌,两者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这一理论构架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说明劳资关系的尖锐冲突是民国时期经济走向衰颓、南京国民政府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但不能解释民国时期众多单个经济体及民国时期经济发展的总体趋势。

耗用如许篇幅来描述“三友案”形成/发展/结束的全过程,意在通过这样一场历时近两年,波涉和引发全沪工人和资本家两大阶级激烈对垒的劳资纠纷案件来展示30年代中国城市中工人、资本家与国民党政权三者之间复杂而微妙的互动关系。这种叙事方式虽然显得有些繁琐,但一个完整的事件过程的重组,可以尽可能避免因描述过简而造成对事实的扭曲。同时也只有将过程完整地挖掘出来,其中的因果关系和某些较为微妙的逻辑和机制才可能被较少失真地呈露出来。笔者无意援引个别案例推衍和抽象出涵盖全局的一般性论断,本文主要想通过个案的深入剖析,揭示某些与过去结论有所不同的面相。以下的讨论即建立在上述案件的事实基础之上。

作者简介:

  归根到底,劳资关系与劳资之间的互相认识或评介密切相关。在我们通常知识背景中,劳资在对方眼中互为矛盾不可调和的仇敌。考虑到劳资的不同类型与双方合作的事实,劳资间的互相评价应该并非如此简单。

上海市工会联合会

  

  1912—1949年是中国近代化的重要阶段,近代工业体系在此期间逐步发展并确立最初的型制。汤宜庄曾说过:“在劳资双方的共同努力下,促使民族工业在1927—1937年的时期内有所发展,主要表现在设厂的种类和绝对数以及总产量的增长,酸类、氮气、人造丝、橡胶等新兴工业,填补了我国工业的空白。此外,‘五卅’隆案、‘五三惨案’、‘九一八’、‘一二八’和‘一二九运动’所触发起来的人民广泛的爱国反帝浪潮,抵制外货,提倡国货,也为民族工业提供了发展的余地。”【53】这既承认劳资合作的事实。又明示劳资合作与经济发展的良性关系,同时指出劳资双方之所以能够合作的重要原因,即以“民族认同”代替“阶级认同”。一些研究表明1927—1937年间国统区工业经济总体上迅速增长,【54】同样也有研究表明1937年7月到1945年8月间,国民政府投资新建、扩建(政府西迁损失大批工矿企业)一批兵工厂、煤矿、钢铁、机械、水泥工业,从而提高这几个部类的产量,对于中国抗战发挥了重要的作用。【55】

上海市腊味业职业工会

内容摘要:数以万计的武汉纱厂工人,有着相似的生活方式与精神诉求,共同与工厂“规训”相抗衡,由此为中国共产党、国民党的社会动员提供可能。中共力图塑造认同“阶级斗争”的工人,“五卅”后加强对纱厂工人的动员。北伐后,在国民党左派“扶助”下、中共领导的纱厂工会向资方厉行“阶级斗争”,为工人争得诸多权利。但这种政治上的权利超出资方所能承受的供给能力,致使工厂关停、市场衰乱,中共转而要求工人停止阶级斗争,国民党左派则镇压共产党及其工会,国共合作随之破裂。“宁汉合流”后,武汉党政军机关倡行劳资合作,先后对纱厂工会进行改组和整理,但未能达到预期目标,劳资双方仍是纠纷频仍。纱厂工人出于生存需求,在斗争与合作之间自行选择自己的抗争方式,缺乏阶级认同.

关键词:

[29] 《上海市三友实业社劳资纠纷案》。

  摘要:数以万计的武汉纱厂工人,有着相似的生活方式与精神诉求,共同与工厂“规训”相抗衡,由此为中国共产党、国民党的社会动员提供可能。中共力图塑造认同“阶级斗争”的工人,“五卅”后加强对纱厂工人的动员。北伐后,在国民党左派“扶助”下、中共领导的纱厂工会向资方厉行“阶级斗争”,为工人争得诸多权利。但这种政治上的权利超出资方所能承受的供给能力,致使工厂关停、市场衰乱,中共转而要求工人停止阶级斗争,国民党左派则镇压共产党及其工会,国共合作随之破裂。“宁汉合流”后,武汉党政军机关倡行劳资合作,先后对纱厂工会进行改组和整理,但未能达到预期目标,劳资双方仍是纠纷频仍。纱厂工人出于生存需求,在斗争与合作之间自行选择自己的抗争方式,缺乏阶级认同;他们虽不乏斗争性,但不能团结,缺乏自我认同。纱厂工人未能形成一个实在的阶级,而只是一个群体。中国近代工人阶级形成不是先验的理论预设,而是复杂多变的历史关系的产物。

  【34】霍新宾:《“无情鸡”事件:国民革命后期劳资纠纷的实证考察》,《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1期。

1 工人与资本家的关系

  基金项目: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民国劳资关系研究”(2009JJD770018)的阶段性成果

  到1949年,无产阶级化、工人阶级化的工人数量,到底占全国工人总数的几成?这种工人阶级以哪类工人为主体?其自身有何特点?这部分无产阶级化的工人与非无产阶级化的工人的关系如何?作为全称判断的“中国工人阶级”实体到何时才得以真正确立7这是已有研究未能深入探讨的课题,亟待新的解读。

从“三友案”中可以看到,资方自始即取主动和强势姿态,对劳方的合理要求坚拒不纳。而劳方则处于被动和弱势地位。对资方而言,其目的是要停歇沪厂,转移经营杭厂。纠纷拖延不决,即意味着沪厂可以久不复工,故资方有意采取拖延策略,而劳方对资方的狡顽几乎无计可施。在这种情况下,工人往往迫于生计无法抵抗而屈服。但三友厂工人拥有一个比较健全有力的工会组织。工人集聚在该厂工会的领导下,表现出相当强的自主组织能力和战斗力。该厂工会拥有一批知识青年组成的精英。在与资方的较量中,工人组织绝食团、哭诉团、请愿团,以及三番五次的发表通电宣言,均由少数工会精英精心策划、动员和组织。在长达近两年的时间里,每一次与资方交涉、谈判、诉讼,以及向上海地方党政当局和国民党中央频繁的上访请愿,均仰赖于一个团结一致,结构稳定,运作有效,反应灵敏和切实代表和维护工人利益的工会精英集团的领导。

群体与阶级:20 世纪二三十年代武汉纱厂工人.pdf

  【51】张瑞德:《战争与工人文化——抗战时期大后方工人的认同问题》,黄克武:《中央研究院第三届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历史组(军事组织与战争)》,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2年,第243—268页。

[43] 三友厂工会组织在此次劳资纠纷中所扮演的角色,容待另文探讨。

  

  高家龙在企业史研究中探究“秘密社会”的力量。他发现英美烟公司经过10年努力,直到1937年全面抗战前,仍无法控制拿摩温或取消其对工人的控制权,荣宗敬也曾引入“学生制”打击工头势力,但到1937年棉纺系统中最大的企业申新一厂与九厂依旧保留某些工头,没能像在无锡那样将工头赶出工厂,建立自己绝对权威。申新九厂4680名工人中,仍有1200名包身工为20名工头所掌管。间接证据表明,荣宗敬可能是败在杜月笙之手。他同时指出青帮还可操纵工潮:“从内外棉的立场来看,通过青帮调节与劳工关系立即带来的好处是3年来几乎是连绵不断的罢工突然结束了。在经历了1925—1927年的44次罢工后,内外棉在以后的10年里仅发生过3次罢工。”【46】

针对上海资本家阶级一再以“遵循法治”相要挟,国民党中央民运会亦只得据法相驳。但与前两次有所不同的是,此次中央民运会未将电文宣示报端,说明已无意与资方展开第三个回合的公开论辩。由此一来,资方与党方前两个回合的公开较量,乃以资方最后挑战性的论辩而告终,隐然给当时人们以资方强硬,党方软弱的印象。

  需要说明的是,工运史有其特定的研究目标与路向,与上述研究相比,起到了相互印证、相得益彰的效果。

中央民运会在给中执会和沪市党政机关的电文中,对资方的种种指责一一批驳。主要有如下三点:

  【基金项目】本课题得到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研究项目“民国时期劳资关系研究(2009JJD770018)资助。

资方一再上诉,历经三审判决驳回后,本已再无顽抗之余地,可是资方仍旧延不开工,抗不履行裁决。按新修正的《劳资争议处理法》,上海地方当局本应强制资方执行。在此期间,三友厂工人多次请求市政府依法强制执行而无结果。与国民党中央民运会对资方的强硬态度相比,上海地方当局则显得有些松软。在资方抗不遵行的情况下,地方党政当局仍试图谋求和平调处,而未采取切实有效的强制性措施,给资方留下了迁延周旋的余地。工人方面以上海地方当局玩忽职守,歧视工人,推派代表数十人再赴南京国民党中央上访请愿,要求国民党中央迅派大员莅沪督促依法仲裁。但中央派员莅沪督促后仍无结果。

  民国时期厂矿失事较为普遍,每每引起劳资冲突,但有关工人劳动保护、安全生产及与此相关的企业管理一直是研究弱项。孙安弟的实证性专著《中国近代安全史(1840—1949)》(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不仅厘清晚清、民国时期大到国家层面、小到企业所颁布的各类工厂法、工厂检查法及安全生产条例的实施过程,而且通过大量工业灾害的统计数据与实例,详细反映全国各地航运、厂矿运行状况。

3 工人与国民党政权的关系

  【25】王仲:《国民党与商会:一例劳资纠纷案折射出国民党政权建立后商会权利的沦丧》,《华东理工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

上海市海员工会

  劳资关系的研究必须始于“正名”。“劳”、“资”与“劳资关系”,既是全称判断,又有具体所指,研究中必须戒绝全称肯定判断、全称否定判断与具体所指的混淆。

中国化学工业社

  与“劳”、“资”的分型对应,劳资关系同样分为不同的类型。类型化研究能够将劳资关系建立在历史的、具体的史实之上,避免大而化之的结论。

[33] 《三友社对于仲裁之异议》,《纺织周刊》2卷35期,1932年9月9日。

  国民党民运系统介入劳动行政,体现党部指导、政府监督的立法原则,但党政机关的权限并未有相应法规明确限定,因此,党、政之间时常摩擦,各部门间遇事推诿,管理失秩。米寅宾认为党政职权不明是党政机关“工作常常发生冲突及怠职的大原因”。【2】张廷灏《中国国民党劳工政策的研究》(大东书局1930年)、朱子爽《中国国民党劳工政策》(重庆国民图书出版社l941年)、刘鸿万《工业化与中国劳工问题》(重庆商务印书馆1945年),则从较长时段分别对国民党劳动政策指导原则、方针、实施及劳工状况特点与变迁详加论述。

[26] 陈振鹭:《读中央民运会养电及其反响与共鸣后》。

  此外,劳资彼此间的认识与期许,能否得到公众舆论的认可?是否符合社会的要求与期许?甚至还可以进一步追问:苏俄与国际劳工组织对中国劳资关系的认识又如何?种种问题同样值得讨论。

与前次通电宣言相比,资方的此次通电宣言更富有攻击性和挑战性。首先,针对国民党党方指摘“滥发宣言,目无法纪”,资方反驳说,法院判例是否得当,尚许学者于判决以后公开评论。党方“养电”与法令是否相符,何以不能让人怀疑和批评?党方“卅电”既称应依法解决,而“养电”以非常手段强迫开工,即与依法解决立于绝对相反地位。再者,政府既可舍弃法定程序而诉诸非常手段,则资方劳方亦可舍弃法定程序而各出非常手段以谋胜利。政府若必以非常手段才能达到扶助劳工之目的,无异谓通常之法令手段是专为保护资方而设,其误会不更甚乎。

  【15】李时岳:《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国工人运动和中华民国工党》,《史学集刊》1957年第1期。

四 讨论与思考

  近10年来,日本的中国劳动问题研究逐渐淡出日本主流学界,但中日合作研究已开端绪。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曾独霸中国一方,但相关研究却与其当年的经济、政治势力极不相符。吉林省社会科学院与日本庆应义塾大学等4所日本大学的学者,经过长达6年协作,出版《满铁与中国劳工》(解学诗、松村高夫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从社会学角度在殖民地分析架构中论述满铁工人构成、生活、工运,反映工人群体中的一个特殊面相。

上海市运木工会

  劳动立法方面,代表性论著为:李剑华《劳动问题与劳动法》(太平洋书店1928年)与《劳工法论》(上海法学编译社1931年)、曹剑光编《劳工法的研究》(南华图书局1929年)、方显廷《我国工厂法与纱厂业之关系》(《大公报》1933年11月15日,第3张第11版)、刘巨壑《工厂检查概论》(商务印书馆1934年)、史太璞《我国工会法研究》(正中书局1945年)、谢扶民《中华民国立法史》(正中书局1948年)等。上述论著注重劳动立法对工人经济权益的保护。

溥益纱厂

  国民政府、国民党十分重视劳工问题,目的主要为掌控民众运动、应对劳资冲突。国民政府劳工局、实业部劳工司,在诸如实业部劳工司司长朱懋澄、李平衡等劳动问题专家【3】领导下,编印《劳工月报》、《劳工月刊》、《实业部月刊》,刊载官方公文、劳动立法、劳动界新闻、调查统计报告及相关学术性论文;出版《全国工人生活及工业生产调查统计报告书》(工商部1930年)、《二十一年中国劳动年鉴》(实业部编,神州国光社1933年)、《二十二年中国劳动年鉴》(实业部编,正中书局1934年)、《中国经济年鉴》(实业部编,商务印书馆1934年),详尽统计各地各行业劳动状况、工人团体、劳动运动、劳资争议、劳动法令与设施诸方面。铁道部总务司劳工科也曾于1934年编印《中华民国廿二年国有铁路劳工统计》。一些经济较发达地区普遍开展劳动调查。上海社会局在劳动问题专家蔡正雅局长指导下,编制《上海特别市劳资纠纷统计(1929年)》(商务印书馆1931年)、《近十五年来上海之罢工停业》(中华书局1933年)、《近五年来上海之劳资纠纷》(中华书局1934年),编印《社会月刊》、《农工商周刊》,统计劳资争议。青岛社会局也逐年编制《劳动统计》,采用表格形式直观显示劳资纠纷的资方国籍、涉及厂号、人数、原因、结果。各省、市政府在所编行的各省年鉴与发行的政府刊物中均有劳资纠纷的统计。如《湖北省年鉴》(湖北省政府秘书处统计室1937年编印)、广州市政府的《新广州》杂志。

更值得注意的是,此次交锋不只是劳资两方的对垒,同时也是资方与国民党中央的较量。资方各团体将国民党中央民运会的“养电”作为直接攻击目标,锋芒所向,直接指向国民党的党权与党治。工人团体向资方的出击,主要以“拥护中央对资本家执行强制命令”为诉求。故自国民党中央民运会“养电”发表后,交锋的主体实已由劳资两方的纠纷,发展为资方与党方,和劳方与资方“两对三方”的交互较量和激烈对抗。

  【52】详见理查德.海曼:《劳资关系——一种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框架》,黑启明译,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8年。

上海市卷烟厂同业公会

  第一,不再简单地将国民党、政府视为资方的代理人。王奇生从三友实业社起伏的罢工中,展现工人、资本家与党政之间错综复杂的既联合又斗争的关系,揭示与以往认知不同的黄色工会抗衡法律与党政机关干预的面相。【24】1927年苏州铁机丝织业工人罢工,抗议资方“放机”,要求增加工资,国民党苏州党部撇开此前具有调解商事纠纷法定义务的商会,而扶持商民协会充当调解主角。王仲通过分析这一过程,指出“随着专制的强势国家的建立,民间社团的权力便不可避免地被削弱甚至消除”,“成为党权的附庸”;强调正是在国民党干预下,资方“放机”打算落空。【25】黎霞详论近代武汉码头工人概况、码头工人生存实态、码头工人和雇主的互利与冲突、码头工人的生存竞争、政府对码头工人的管理与控制,同时不否认政府有护工之作为。【26】冯筱才以个案昭示党商关系,指出苏州铁机工潮与地方党部的整合进程及其党商关系的调整紧密相连,工人利用党商矛盾争取权益。【27】吴志国分析民初天津鞋业劳资纠纷案例后,指出官方虽支持资方,但很大程度上是出于治安的考虑,并非单纯出于阶级利益的观念。【28】笔者从改善劳资关系的角度着眼,全盘“复原”国民政府加入国际劳工组织的过程,指出从政府、劳、资三方代表的选举与审批,政府向国际劳工大会提交的议案与国民政府批准的公约、草案来看,政府加入国际劳工组织确有化解劳资矛盾的动机。【29】

上海市旅馆招待业工会

  【62】史国衡:《昆厂劳工》,上海:商务印书馆,1946年,第118页。

[③] 三友实业社的历史,参见李道发撰述、姚士贤整理《上海三友实业社发展史》,上海纺织工业局毛巾被单工业公司1986年印;陆志濂、陈立仪:《三友实业社与陈万运、沈九成》,载《宁波帮企业家的崛起》(即《浙江文史资料选辑》39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

  即使是有关劳动立法的专论,亦反映出左派学者的立场。日文《中国共产党的劳动立法》(打印稿,共124页,作者、出版时间与地点均不详,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野泽丰文库藏书),全面梳理从中共建党到1963年的43年间,中共立法的内容、主旨与特征,指出:与资本主义相异,中共劳动立法虽然注重发展生产,但其根基则是建立在保护工人利益之上。

[36] 谢振民:《中华民国立法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重印,1125-1134页。

  1895年后,由于外企与新式民族企业的快速发展,劳资冲突范围因之扩大。随着“五四”前后各种社会主义思潮的传人,以及1920年代初民众运动的兴起,劳资纠纷、罢工遍及中国各地,演为严重的社会问题。社会各界出于不同动机,开始广泛关注劳工的生存状态与劳资关系。学者大多以中性的“劳动问题”立论,从劳动立法、劳资调解与仲裁、劳工团体、社会保障体制等方面,寻求改善工人群体生产与生活状况、消解劳资冲突的手段。一批社会学者与北平社会调查所、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中山大学经济调查所同人,长期致力于社会调查与研究工作,出版陈达《中国劳工问题》(商务印书馆1929年)、徐协华《铁路劳工问题》(东方书局]931年)、祝世康《劳工问题》(商务印书馆1934年)、冯华平《民国十六年至十七年天津手艺工人家庭生活调查之分析》(《经济统计季刊》第1卷第3期,1932年9月)、陶孟和《北平生活费之分析》(商务印书馆1930年)、陶孟和《中国劳工生活程度》(中国太平洋学会1928年)、吴半农《十六年一月至十八年六月河北省级平津两市劳资争议底分析》(《社会科学季刊》第4卷第3、4期合刊。1930年1月)、杨西孟《上海工人生活程度的一个研究》(北平社会调查所1930年)、方显廷《天津地毯工业》(南开大学社会经济研究委员会1930年)、林颂河《塘沽工人调查》(北乎社会调查所1930年)、余启中《广州劳资争议底分析:民十二一二十二年》(国立中山大学经济调查处丛刊1934年)、于恩德《北平工会调查》(燕京大学社会学系1930年)、陈振鹭《现代劳工问题论丛》(上海书报合作社1933年)、樊国人等编《商务印书馆工会史》(商务印书馆工会1929年)等成果。王清彬、林颂河等编纂的《第一次中国劳动年鉴》(北平社会调查部1928年)与邢必信等编辑的《第二次中国劳动年鉴》(北平社会调查所1932年),对全国主要省市工人工时、工资、劳动强度、工业灾害、生活水平、国民党劳动运动方案、劳动组织、劳资争议、劳动法令、劳动行政、教育与卫生、失业救济、惠工设施通盘统计。

[25] 《上海市三友实业社劳资纠纷案》。

  与启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

中华铁工厂

  (一)界定“劳”、“资”內涵,将“劳资关系”进行分层研究

[16] 《上海市三友实业社劳资纠纷案》。

  【4】马超俊、余长河:《比较劳动政策》(上、下),重庆:商务印书馆,1942年,第719—723、730—736页。

宝兴纱厂

  【19】郑为元:《罢工工人之诉求与劳工运动之兴衰:抗战前中国工运的研究》,《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集刊》第58期,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1984年,第193—224页。

[34] 《三友社劳资讼案》,《申报》1932年9月22日。

  二、1949—2000年研究回顾

[46] 蒋介石:《对于第二期清党之意见》,《中央半月刊》1927年6月创刊号。

  劳动法原本是民国时期研究重点,但直到1990年代始为大陆学者关注。饶东辉全面厘清从清末民初到全面抗战前劳动立法的动因与过程,在此基础上,条分缕析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工会法、工厂法、工厂检查法、矿场法,并且评价其功用;进而指出国民政府劳动立法基本涵盖劳动关系的各个方面,形成较为完备的体系,实现与国际劳动立法的接轨,对于改善王人劳动状况、规范劳动力市场的主体行为、缓解劳资关系起到一定作用;同时强调由于政出多门、法律脱离国情等因素,劳动法规在总体上实施成效并不显著。【13】

天厨味精厂

  如果谈到理论与方法的运用,较之其他领域,中国学者并未如有的西方学者那样刻意探究新的理论与方法,但可能多多少少受到西方叙事史学的影响,一般研究均以“故事分析”寻找事件背后的“意义”。个案研究的肯綮之处,与所选案例典型性密切相关。有些个案只是偶发事件且无任何后继影响,此类个案解析的价值可能要打折扣。

无锡丝厂同业公会

  【17】赖泽涵:《战前我国的劳工运动》,《抗战前十年国家建设史研讨会论文集(1928—1937)》上册,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4年,第143页。

上海市制墨业职业工会

  自1920年代起,国内外研究者将劳资关系列为重点考察对象,取得极为丰富的研究成果;然而,学术界对其总结与反思则与此并不相称。【1】为此,有必要继续梳理已有研究成果,为进一步研究提供新思路与新的学术生长点。

上海市第4区运驳业工会

  【20】Jean Chesneaux,The Chinese Labor Movement,1919—1927,Translated from the French by H.M.Wright,Stanford.Cal ifomi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68。第6章共有6部分,该文译自导论、第1节、第2节和第5节。

上海市石印业产业工会

  【23】高爱娣:《中国工人运动史》,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8年。

[47] 参见 [美]帕克斯·M·小科布尔著:《江浙财阀与国民政府》,蔡静仪译,南开大学出版社1987年。

  论著方面同样有新的进展。上海是近代中国经济最为发达的城市,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工运的重镇,因此相关研究成果仍然较为集中于沪上。教师是一个比较特殊的职业群体,基本参与了民国时期的重大历史事件,同时还以罢课、罢教、索薪表达其主张、谋求职位与改善生活,但鲜有以教师为主体展开的系统性研究。《上海教师运动史》较为全面展现上海教师群体从五四到新中国成立期间的各种爱国与维权行动,同时描述其工作与生活状况。【21】群众工作是中国共产党革命成功的三大路线之一。朱华等从中国共产党上海地下党群众工作的视角,探讨中国共产党何以能从在野党转变为执政党,同时揭示中共地下党争取群众的基本模式和主要经验。他们通过大量个案分析,指出地下党以坚定的政治信仰与献身精神、高尚的道德操守、出色的职业素质,在劳资冲突中坚决站在工人一方,维护工人利益,并提出群众信服的斗争目标、口号,实行正确的策略,赢得群众的信任,因此才可能依托工会、储蓄会、福利会、消费合作社、补习学校、慈善机构、同乡会、基督教团契等各类合法团体宣传共产主义,逐渐并最终在工人群众中获得权威。【22】

上海市第6区针织业工会

  【36】徐思彦:《合作与冲突:劳资纠纷中的资本家阶级》,《安徽史学》2007年第6期。

8月28日,上海永安纺织有限公司、大生纱厂、天厨味精厂等52家工厂资方联合在上海各报发表宣言,反对中央“养电”,声称“……养电内有以非常手段强迫资方克日开工等语。查约法第37条人民得自由营业,在法律上为绝对私权,强迫开工,不但违反约法精神,且开世界未有之恶例。我国实业甫在萌芽,四五年来,政府已三令五申宣言维护,今事实适得其反,同人等疑惧更深,用敢掬诚公告,征舆论之维护,求合法正当之解决”[18]。

  【29】田彤:《国际劳工组织与南京国民政府(1927—1937)——从改善劳资关系角度着眼》,《浙江社会科学》2008年第1期。

杭州市绸业公会

  所谓“他者”的劳资关系,即指某一个经济/协作体外的集团或群体对此经济体内的劳资关系的认识。这类集团或群体包括相属或不相属工会、公会、同乡会、帮会、党、政、舆论等诸方面。“自认”的劳资关系,即某一经济体内劳资各自对双方关系的认识。“他者”构建的劳资关系与“自认”的劳资关系是否存在差异?两者有怎样的关联?是否有与外界无涉的“自认”劳资关系的存在?

上海市第3区棉纺业工会

  此外,鲁竹书编《失业问题》(中央国书馆1927年)、殷寿光《工会组织研究》(世界书局1927年)、刘晨星《劳工问题》(大东书局1933年)、何汉文《非常时期之王人》(中华书局1937年)、余长河编著《各国工会制度》(正中书局1946年)、阮子平编著《劳动问题研究》(华北劳动出版社1947年)等,多从学理与国际通例方面,论述工会与同盟罢工的合法性,探寻解决中国失业问题的方法,强调在“劳动保护”、救济工人的同时,应培养工人的社会责任感。

章华呢绒厂

  第五,从企业实行科学管理的角度探讨劳资关系。刘丽华、何军与高超群因所选分析案例有别,见解相反。前者认为科学管理有助于厂方控制工人而强化劳资矛盾,后者则认为推广科学管理有利于建立一种新型制度文化与劳资关系。【40】

工人与资本家的关系是“三友案”中的初始关系和基本关系。从这层关系中,“三友案”展示出这个时期上海劳资纠纷和劳资冲突的激烈化程度。劳资双方均各自施展出最大能量以求获胜,以至由一厂的局部纠纷演化为全沪工人与资本家两大阵营的对垒。无论劳方还是资方,均表现出强烈的阶级认同和阶级对立意识。纠纷持续近两年之久,固然反映出资方极力顽抗的一面,而作为弱势一方的工人也展示了团结一致和不屈不挠的精神。

  工人运动与政治因素的相关性,是特拉华州立大学庞百腾教授的考察重点。他在《清末劳资关系与劳工行动》一文中,阐述1895—1911年近代工业劳动者工作条件与罢工的基本概况,特别强调研究工人在抵制美货运动中与商界、学生“配合默契”,及在日俄战争期间“与俄国工人并肩作战”史实的重要性。【44】他在另一篇论文《辛亥革命前夕的工业劳资关系》中考察1895—1911年工业环境、工人生产与生活状况、劳资关系,并分析鹿蒿玻璃厂、桐君阁制药厂、萍乡煤矿劳工管理案例,发现管理人性化的企业劳资关系融洽,指出“参与革命的那批劳王实为一个独立的团体,他们的活动与组织罢工的工人的活动并无联系”。以此说明中国劳工运动有其自身的目的,不一定与国民革命关系密切。【45】

上海市第1区针织业工会

  四、问题与思考

[14] 《上海市三友实业社劳资纠纷案》。

  劳资团体各有其社会网络。总体而论,产业工会、职业工会一般都有同行业的纵向或不同行业的横向与全国性的总工会(中国劳动协会)。即使外资企业工会,大多与华资企业工会有联系,甚至是其下属机构。同样,商会、商民协会、同业公会间也存在着体系内纵向与体系外横向联系。在劳资冲突中,劳资团体常常各为互援。省有、私有制企业工人团体相对较弱,多方寻求社会网络支援,更依靠同业公会、帮会、同乡会调处与维持良好劳资关系。相反,铁路、邮政等国有企业工人团体较稳固与强大,多通过自身纵向组织与资方谈判。当然,劳资团体亦存在各种合作关系。劳资团体的人脉并不完全决定劳资关系走向。一些劳资团体中的首脑任职于党、政部门,其团体基础更加稳定,甚至更可能与政府、党部相抗衡,但在劳资冲突中不一定占上风。基督教青年会一般与外资、私有制企业工人关系密切,始终关爱工人有加,比如成绩卓著的沪东、沪西公社的建立,其宣传的“博爱”有时却转化为工人对资方的“恨”。劳资双方共同参加的同业公会、职工会、同乡会、帮会,是劳资双方对话的合组团体,在某种程度上是劳资双方的中介机构。南京国民政府在保障职工会、同业公会合法性的同时,还通过组团参加国际劳工组织,构筑政府、劳、资三方协调机制。这应该算作由政府主导的劳资合组的国际网络。

对于三友社资方的应变策略,国民党中央和上海地方当局几乎一筹莫展,但另一方面,又深恐三友社工人的绝食激变为全上海工人的同盟罢工和引发大规模的社会动荡,加之担心中共乘机暴动[37],国民党中央向上海市地方当局驰电交加,责令其迅速处理。如中央民运会致电上海市政府“全权妥速处理”;国民政府行政院训令上海市政府“采有效办法,负责处理,以期迅速解决”;国民党中常会亦训令上海市政府会同市党部“对此案负责作有效之处理”[38]。在此期间,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也亲自致电上海市市长吴铁城:“三友实业社棉织厂劳资纠纷仲裁决定尚妥,希劝导资方,遵守裁决书”[39]。

  【49】陈润东:《今年五一节应庆祝政府实施劳工教育》,《中华邮工》第1卷第2、3册合刊,1935年5月5日。

在这次劳资纠纷中,未见中共赤色工会力量介入的痕迹。该厂工会成立于1928年秋,是一个在上海市政府社会局立案,具有法人资格,获得国民党地方当局认可的合法组织。但从它在此次劳资纠纷中所扮演的角色,显然又不能归属于过去中共话语下的“黄色工会”之列。这也提示我们,30年代在“赤色”和“黄色”两大系统之外的工会组织和工人运动尚有进一步探讨的余地[43]。

  劳资合作的主张在不同时期与不同地区产生不同的效果。笔者通过统计1927—1937年数据分析,强调劳资即使在争议之时,仍有资方体恤工情、工人主动降薪、双方磋商解决矛盾等合作的可能与事实。【37】通过对“劳资合作”的多面性解释、民众运动与工人基础、工人运动与意识形态等方面较为系统的考察,笔者指出,由于国民党与政府对劳资合作与阶级斗争非此即彼的宣传,从反面强化了工人的阶级斗争观念。与此同时,在中共、基督教团体、学者等外界势力的引导下,工人很快形成有别于其他群体的自主意识,逐渐强化对自身社会地位、语言与生存状态的认同,并将公开宣称代表工人利益的中共视为自己的政治代表,将中共号召的阶级斗争当作自己的政治信仰及与资方抗争的手段。一个新的阶级——工人阶级,在这个自我认同的过程中不断壮大。【38】

[42] 《棉业统制会关于劳资纠纷卷》,全国经济委员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卷号44/2624。

  纵观以上研究进展,可以说民国时期的劳资关系研究,是民国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枢纽。围绕此一主题,大多研究实际上已经超出劳资关系的范畴,促进并深化民国史的总体研究。回溯、检讨颇为丰富的劳资关系研究的学术史,引发笔者若干有关理论与具体问题的思考。

1932年7月2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将三友实业社劳资纠纷案件交由中央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央民运会)办理。中央民运会接办后,一方面分函上海党政机关“妥为调解”,同时令该会驻沪调查员姜豪[12]就地对三友实业社劳资纠纷情形做详细调查。7月28日,姜豪将调查所得三友实业社经济状况向中央民运会报告。姜豪称,三友社1932年上半年营业额亏损洋41万余元。但姜豪同时指出,这一报告是资方所造,恐有不实之处。姜豪还引用三友社工会的报告说:“市政府办理此案之人员,恐受资方运动,故每有袒护资方之处”[13]。

  【22】朱华等:《获得权威:上海地下党群众工作的历史经验

[⑩] 陆思红:《上海劳资纠纷之趋势》,《商业月报》10卷2号;徐思彦:《20世纪20年代的劳资纠纷问题初探》。

  【7】Nym Wales,The Chinese Labor Movement,New York: The John Day Company,1945.

天章纸厂

  (四)工人群体的政治化与中国工人阶级的形成

上海市第10区棉织业工会

  【53】汤宜庄:《1927—1937年民族工业命途浅探》,《苏州大学学报》1988年第2期。

[50] 参见王克文《史家眼中的国民党中国》,《知识分子》1985年春季号。

  解放区的劳资关系则较为融洽,工人群体认同中共领导,迅速向工人阶级转化。新中国建立后,中共继续实行“劳资两利”政策,保障充分发展社会生产,建立坚实的社会主义物质基础。直到1956年完成社会主义改造,自此“工人群众”等同“工人阶级”。

上海市第3区缫丝业工会

  民国时期,西方与日本劳动问题专家便开始探究中国劳资关系问题。美国劳动问题专家关心并多次在上海租界内开展工厂检查法的研究,Nym Wales(原名Helen FoStcr Snow)与经济学家Augusta Bertha Wagner曾分别出版《中国劳工运动》与《中国劳动立法》。前者以同情工人的立场阐述1922—1945年的工运,特别重视赤色工会命运。【7】后者全面论述抗战前各类劳动立法,对工厂法不能在上海租界全面实施的背景尤有详论。【8】Adelaide Anderson与Eleanor M.Hinder以亲历者、工业调查人、劳工福利专家的身份,撰写《人性与中国劳工》、《上海社会与工业问题》、《上海劳工生活》,记载、分析20世纪20—40年代中国劳工生计及其成因。【9】Israel EP stein所著《中华民国劳工问题记录》,介绍、批评抗战时期劳工状况与官方强硬且不切实际的劳动措施,并附有美国驻沪领事Julian R.Fricdman关于1945—1948年间工人情况报告。【10】

上海市第6区缫丝业工会

  【56】民国劳动问题专家对下面几个概念的解释仍具有极强的学术价值:(1)劳资争议包括劳资纠纷与罢工、停业。凡雇主与工人间因雇用条件的维持或变更而发生的争端,称为劳资争议。参见上海市政府社会局:《近五年来上海之劳资纠纷》。上海:中华书局,1934年,第1页。(2)所谓劳资纠纷,是劳资进行交涉而厂号内并未停止工作的劳资争议案件。或谓凡劳资在进行交涉而一方继续工作的劳资冲突便是劳资纠纷。见上海市社会局编印:《上海市社会局工作报告》,1932年,第20页。(3)罢工、停业,是指工方或资方使厂号内暂时停止工作,以求达到某项要求或拒绝某项要求的劳资争议案件。邢必信:《第二次中国劳动年鉴》第2编,北平:北平社会调查所,1932年,第84—85页。(4)罢工与停业之分,则视冲突事件由工方主动抑或由资方主动而定。前者称为罢工,后者则称为停业。见上海市政府社会局:《近十五年来上海之罢工停业》,上海:中华书局,1933年,第12页。

国产搪瓷营业所

  【64】笔者曾在《目的与结果两歧:从劳资合作到阶级斗争(1927—1937)》对此作过粗浅解析。

冠生园股份有限公司

  【33】霍新宾:《互助与合作:广州大元帅府时期的工商关系》。《社会科学研究》2006年第5期。

上海市出版业产业公会

  论著中,刘立凯和王真(1919—1927年的中国工人运动》(工人出版社1953年)、齐武《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工人运动史稿》(人民出版社1986年)与《东北工人运动史纲》(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12】武汉市总工会工运史研究室编《武汉工人运动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上海华联商厦编《上海永安公司职工运动史》(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王守谦主编《唐山工人运动史(1878—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刘明逵和唐玉良《中国工人运动史》6卷本(广东人民出版社l998年)、王永玺《中国工会史》(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上海江南造船厂工人运动史》编写组编《上海江南造船厂工人运动史》(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偏重中共与工运的关系。1994年中共党史出版社发行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上海市总工会编辑的“上海工厂企业党史工运史丛书”第1、2辑22种,内容涉及海员、铁路、机器、纺织、电话等行业企业发展与工运史。陆象贤《中国劳动协会简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在叙述中国劳动协会1935—1949年间成立、发展及并人中华全国总工会的过程中,揭示黄色工会为维护自身政治与经济利益而不惜与国民党及其政府冲突的史实。

章华毛绒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48】实业部总务司商业司:《全国工商会议汇编(1931)》(下),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3编第20辑第196册,第4编,第19页。

三友实业社总厂引翔港厂坐落于上海黄兴路上。1932年“一二八”事变,日军就是从该厂启衅的。日军以该厂工人与数名日僧发生冲突为借口,寻衅挑起事变。事变一起,该厂首当其冲。厂址被日军占领。厂方被迫停工,1300多名工人亦离厂四散。

  【57】《实行调节劳资之初步》,《劳资冲突问题》,上海:三民公司,1927年,第8页。

值得注意的是,杜月笙是以国民政府全国经济委员会下属的棉业统制委员会委员的“官方”身份参与调停的。但在调停过程中,杜月笙实际所赖以使劳资双方慑服的权威,与其说是来自国家体制内的正式职位,还不如说主要仰赖于他个人在体制外所谋得的各种非正式权力。当国家权威无法平息这场旷日持久的劳资纠纷的情况下,最终竟然不得不借助体制外非正式权力的介入才将纠纷了结。在这一过程中,国家权威在面临体制外权威挑战的同时,无疑暴露了其软弱的一面。

  【6】陈宗城:《劳工论文拾零》(无出版信息)、《国际劳工组织与中国》(《东方杂志》第25卷第19号,1928年10月10日);程海峰:《国际劳工组织》(南京:正中书局,1944年)、《一九三七年之中国劳工界》(无出版信息)、《一九三五年之中国劳工界》(《东方杂志》第33卷第17号,1936年9月1日)、《一年来的中国劳工》(《劳工月刊》第4卷第1期,1935年1月1日)。

大隆铁工厂

  【40】刘丽华、何军:《科学管理运动兴起原因新探——从劳资互动关系看科学管理运动的兴起》,《沈阳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高超群:《科学管理改革与劳资关系——以申新三厂和民生公司为中心》,《中国经济史研究》2008年第3期。

上海市制帽业工会

  【9】Adelmde Mary Anderson.Humanity and Labour in China: A n Industrial Visit and Its Sequel(1923 to 1926),London:Student Christian Movement,1928;Eleanor M.Hinder,Social and Indus trial Problems of Shanghai,New York:International Secretariat,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1942;Eleanor M.Hinder,Life and Labour in Shanghai:A Decades of Labour and Social Adminis tration in the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New York:International Secretariat,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1944.

2 资本家与国民党政权的关系

  随着近代工业、手工业、交通运输业、商业等实业的发展,到民国时期,资方、雇主与工人或雇员的关系实际上已构成社会网络中最基本与最重要的生产关系与人际关系。劳资共处同一经济/协作体中,因经济利益不同而矛盾、冲突,又因互利、共生而合作。劳资间矛盾与合作关系的表象背后实则有着复杂的问题域,蕴含着社会走向的答案。举凡劳资关系虽然由与其直接相关的权、责、利左右,但又往往牵涉其所处的外在环境,劳动立法、金融政策、经济政策与状况、党政关系、社会网络、政治与经济地位、地域文化、工商管理,甚至农村社会状况、全球经济等诸般因素,均能影响劳资之间的冲突与合作。劳资关系成为评价社会是否有序发展的重要指征。劳资关系是上述各要素的综合反映,而劳资关系研究的本身则涵盖着上述各类问题。

上海市电机丝织厂同业公会

  【12】有关评价详见刘明逵:《<东北工人运动史纲>读后》,《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5期。

上海市第1区码头工会

  【10】Israel Epstein,Notes on the Labor Problems in Nationalist China,New York:International Secmtarlat,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1949.

[49] 关于国民党党治的脆弱性,请参见拙稿《党政关系:国民党党治在地方层级的运作》,《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3期。

  【60】严翅君在《“急进务广”的现代化推进方式及其悖论——论张謇现代化实践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2年第3期)一文中,对资本家“济民(社会民众)劳民(工人)”的现象有所论述。

中国亚浦耳电器厂

  上述研究尽管各具学术性、政治性、宗教性、国际性等色彩,但有共同特点:一是具有极强的探寻解决劳资纠纷之道的现实目的性;二是以调查工人生产、生活状况与劳资冲突方面见长,缺乏具体深入的理论性分析;三是多强调通过发展工人组织、建立社会保障体制,来改善工人生活状况。

中华国货维持会

  【13】饶东辉:《南京国民政府劳动立法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1997年。

直至1933年12月29日,在沪上闻人杜月笙的调停下,以资方支付工人6.5万元解雇金,工人声明放弃仲裁裁决所规定的复工权和伙食费等权利,纠纷才最终解决。这场持续近两年之久的声势浩大的劳资纠纷最后以工人被迫退让妥协而告终。

  1949年以来相关论文颇多,1979—1999年发表论文即达600余篇。这些论文除大量延续革命史话语外,始自1990年代,一些论文开始客观讨论帮会与工运、国民政府劳动法规、工会等议题。【14】实际上,这种客观实证研究承接1950年代若干学者的研究路径。李时岳1957年发表《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国工人运动和中华民国工党》,通过考察中华民国工党(1912—1917)组织结构、政纲,以及该党举办工人文化福利事业、创办企业、领导支持各业(翻砂业、豆腐业、小木作业、银楼业)罢工的利工行为与立场,指出由资本家与工人合组的中华民国工党虽然主张阶级调和论,但该党确实致力于“改善工人经济生活和待遇的斗争”,肯定其与工人运动关系密切,具有较为广泛的群众基础。【15】台港相关研究最初以工运史为论域,只不过强调国民党对工运的领导,代表人物与代表作主要为马超俊主编的工运编年史纲《中国劳工运动史》5卷本(台北中国劳工福利出版社1959年)。到1980年代,受过美国学术训练的陈明銶、赖泽涵、刘石吉等人开始有意识地从事实证研究。陈明銶发表《民国初年劳工运动的再评估》,从民初政治社会因素、学界新式思潮与热心分子的鼓动、工人自身客观经济地位等方面,阐述工运的“自发性”。他认为,随着社会主义、工团主义、无政府主义的风起,谭人凤、陈其美、徐企文分别发起自由党、工党共进会、中华民国工党,促使工人觉悟,组织工会,激励工人为谋求自身经济权益,反对外资企业和租界当局的压迫。因此,工运并非始自五四运动,也非因左派鼓动而起,不过是清末以来工人爱国运动的产物而已。【16】赖泽涵关心国民政府劳工法令产生的动因与结果,其《战前我国的劳工运动》一文,既指出国民政府保护劳工的动机,又揭示其无奈的结局。他强调,国民政府出于防共、规范工运与获取工人阶层的拥护的需要,出台有关工人组织、生产、福利保障与劳资调解等各种劳动法规,期望“达到建立一个安全和谐的社会主要目标”;然而,“这时期所有的法令规章事实上大部分是无法或无机会付诸实施”,“对工人也无实际利益可言”,“反而给资方各种口实而压抑工人”。【17】刘石吉注重方法论,在《一九二四年上海徽帮墨匠罢工风潮——近代中国城市手艺工人集体行动之分析》一文,从工人群体层级化、差异化及社会史视角,将既“不涉及党派斗争与对外关系”、又对政治局势无“重大冲击”的传统墨匠罢工,置于工帮背景中讨论,指出此次罢工虽然具有“齐行叫歇”的传统特点,但罢工的调解最终则由官方与业缘性的工会、而非乡谊组织所完成。【18】郑为元从社会学角度诠解1919—1937年的工运由经济斗争到政治斗争、由对外斗争到对内斗争的转变过程。【19】

开成造酸厂

  三、近十年来研究动态

上海市第6区水木业工会

  这一时段美、日的研究还谈不上理论分析,其目的主要是为本国在华企业与对华政策提供咨询。

资料来源:《为中央党部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养电宣言》、《六团体呈中央党部电文》,见《申报》1932年8月28日;《中华工业总联合会呈中央党部及各院部电文》、《各工会拥护民运会养电》、《三友厂纠纷,市府今日正式仲裁》,见《申报》1932年8月29、30、31日;《民运会养电之两面观》、《三友厂纠纷之表示》,见《新闻报》1932年8月29、30日。

  总体勾勒民国时期劳资关系,应该在工运史、西方新工人史的基础上,具体从三个方面人手。一是注重劳资关系内、外两个系统。劳资关系的内在“小系统”,即由口头或书面的劳动契约、合同所限定的责、权、利的关系,及维系责、权、利关系的手段。二是注重劳资关系之外的政治、经济、文化、法律、社会等方面的综合性“大系统”。三是考察“小系统”与“大系统”的互动。由此全面呈现劳资之间矛盾与合作的关系,及其背后线性与非线性的缘由。惟其如此,才可能阐释北京政府、孙中山广州护法军政府、广州国民政府、武汉国民政府、南京国民政府辖区不同时期的劳动立法、劳资调解与仲裁、党政机关、劳资团体、社会经济状况、国际组织劳工组织、社会保障体制、工人自身组织、社会地位、劳动报酬、工人日常生活、精神状态、工帮文化、工人政治派别与政治选择诸多因素对劳资关系的影响,并且在此基础上探讨劳资关系与社会变迁、政权更替的互动与经验。

上海市制革业产业工会

  【26】黎霞:《近代武汉码头工人群体的形成与发展》,《江汉论坛》2008年第10期;《民国时期武汉码头劳资纠纷及其影响(1927—1937)》,《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6期;《负荷人生:民国时期武汉码头工人研究》,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8年。

[52] 20世纪80年代前期,西方学者曾就国民党阶级基础问题展开过热烈讨论,参见王克文《史家眼中的国民党中国》(《知识分子》1985年春季号)。该文对美国学术界有关国民党阶级基础讨论的不同观点作了介绍。

  【作者简介】田彤,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教授。

一般而言,政府对劳资争议的处理办法不外乎两种,一是强制仲裁,一是任意仲裁。前者偏重于政府对劳资争议的干预和对裁决的强制执行,后者倾向于争议当事人的自主意愿,政府少加干预或不加干预。南京国民政府最早制订的《劳资争议处理法》颁布于1928年6月。该法采强制仲裁原则,规定劳资争议事件经调解无结果者,除争议当事人双方自愿申请交付仲裁外,行政官署认为有仲裁必要时,亦得强制交付仲裁;其次,争议当事人任何一方对仲裁裁决不得声明不服,并规定对不履行裁决者予以相当的制裁[36]。该法施行一年多后,曾于1930年3月予以修订。此次修订的重点在于将强制仲裁改为任意仲裁,明定仲裁不得强制双方提付及执行;在交付仲裁手续上,政府不得采用强制手段;争议当事人对于仲裁裁决,可以声明异议;声明异议后,仲裁裁决即等同具文。三友社资方正是利用这一规定,使上海市党政机关的仲裁裁决如同废纸,失去其约束力。

  在单个经济体中,包括管理、惠工措施、企业经济状况、企业家精神等企业内部环境机制影响着劳资关系。科学化管理是当时大势所趋,一些企业废除工头制、实行民主管理,诱发劳资冲突,因此改回旧制。一些企业则坚持工程师制,一改工头左右劳资关系的历史。工头作为资方与工方的中介,具有可资可工的身份。工头往往是劳资关系的中轴,在平衡劳资关系中追求生存空间。工头本身既是生产方式,亦是管理方式,尤值得研究。民国时期的劳资冲突,多因人事权(雇用、解雇权)、工资、待遇、工作制度引起。在人事权方面,有的资方可以包容工人参与企业管理,但出于保障开除素质低劣与“政治”工人的权限,严把人事权,引起工方不满。更值得深究的是,有些企业实施惠工措施,开办合作社、建立劳工自治区,或能保障企业运转,或诱发新的劳资冲突;相反,有些企业并无实质性惠工措施,劳资关系尚且融洽。在学理上,经营状况与工资是维系劳资关系的重要纽带,然而,经营状况良好、工资标准较高,往往与良好的劳资关系并无必然联系。【59】民国时期。企业家中不乏慈善家,但因善款大多源于超额剩余价值,其社会公益之举,易为本企业职工视为“假行善、真剥削”,再启劳资紧张关系的阀门。【60】

上海市牌业工会

  国民党各级机关通过检讨劳资关系反思民众运动、工人运动之得失。国民党中央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编印《民国二十一年各地劳资纠纷参考资料》(无出版地和出版时间)、《二十二年劳资纠纷调查报告》(1934)、《中国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工作总报告》(1935年编印)、《二十三年劳资纠纷调查报告》(1935)、《中国国民党全国民众运动工作讨论会报告书》(1934年编印),并于1934年与1935年先后编印287页的《中国国民党领导下之工人运动今昔观》与582页的《上海工人运动史》。前者详细描述上海工人群体的产生、发展与五卅运动、1925—1927年的国民革命、1928年工人运动复兴、1929年上海工人运动持续发展的概况。后者着眼于全国工运、劳动立法、工会现状、劳资纠纷诸方面。一些国民党人也著书讨论劳动问题,其代表为马超俊(《中国劳工问题》,民智书局1925年;《中国劳工运动史》,商务印书馆1942年)、邵元冲(《劳动问题之发生经过及现代劳工事业之发展》,民智书局1926年)、陶百川(《中国劳动法之理论与实际》,大东书局1931年)、贺岳僧(《中国罢工史》,世界书局1927年)、许闻天(《中国劳工运动史》,国民党中央社会部1940年)等。他们关心劳工工时、工资、生活状况与工会,梳理与总结工人反帝与谋求经济利益的“奋斗史”。马超俊和余长河还系统比较欧美劳工组织、劳动政策、团体协约、劳动保护、劳工生活保障、劳资协调策略等方面。提出三民主义的劳动政策的努力目标(政府指导、增进劳工效率、国际劳工合作、发展工会组织、鼓励劳工参政、切实施行工会法、劳工分红与人股、劳工保险、工厂会议、强制仲裁等诸方面的统一整体);指出只要雇主切实奉行行政法令,了解劳资协调真谛,劳工努力提高知识与技能,发展工会组织,三民主义劳动政策即能实现。【4】

上海工人阶级面对资本家阶级联合一致的言论和行动,亦不甘示弱。资方团体联合发表宣言和通电后,上海各工会团体亦纷纷张旗击鼓,急起回应。出版业工会等27个工会首先发表宣言。上海市工会联合会及其下属的34个工会继起响应。尚未取得法人资格的上海市总工会亦发表告各界书,积极声援,从而形成上海工人阶级与资本家阶级两大阵营势均力敌的对垒态势。

  【27】冯筱才:《劳资冲突与“四一二”前后江浙地区的党商关系》,《史林》2005年第1期。

苏纶纱厂

  【1】陈明銶《中国劳工运动史研究》一文(收入《六十年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下册,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年,第599—639页)最早、最为全面亦最为权威地综述1920年代到1989年中国内地、台港与欧美的研究成果;此外有刘晶芳《工人运动史》(收入曾业英:《五十年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第346—381页)、《九十年代中国近代工运史研究述评》(《世纪桥》1999年第6期)与彭贵珍《近代中国劳资争议研究述评》(http://www.socmh. org.cn/Article/zongshu/200910/972.shtml),因总结视角所限,不可能全面检讨有关劳资关系史研究。

[⑥] 实业部劳动年鉴编纂委员会:《二十一年中国劳动年鉴》,上海神州国光社,1933年,164页。

  【11】详见陈明銶:《中国劳工运动史研究》,《六十年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下册,第616—622页;刘晶芳《工人运动史》、《九十年代中国近代工运史研究述评》。

中华第一针织厂

  【18】刘石吉:《一九二四年上海徽帮墨匠罢工风潮——近代中国城市手艺工人集体行动之分析》,《近代中国区域史研讨会论文集》上册,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6年,第411-427页。

上海宰鸭业职业工会

  影响劳资关系最直接的因素,应该是劳资双方在各自心目中的形象,即劳资之间的相互评价。这种形象反映在企业内部劳资双方的互相称谓、对规章制度的理解、对劳资合作的态度等方面。一般而论,工方视资方为“吸血鬼”,资方则常视工人为“懒骨头”。劳工多以“老爷”、“先生”、“大人”称呼资方,资方多直呼工人之猫、狗类俚名。这样的称呼加深劳资间不同社会阶层的区隔,刺激工人殴打资方以复仇,感叹社会不公,甚至产生与资方争平等地位的朴素念头。规章制度(厂规)在资方看来是职业操守,在工方看来是谋生的枷锁。无视厂规的现象,普遍存在于劳工之中。资方为此常以“狡诈”、“散漫”两词修饰工人,但努力营造企业文化、培养工人的职业道德。上海永安公司1929年5月1 日创办的《永安月刊》第1期,即刊发《职员的修养》一文,奉劝职工“和气生财”、“勤谨地工作”上海新亚化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也向工方宣讲“服务道德”,【61】此举常会引起工人的反感。劳资双方均认同劳资合作的理想,却无不希望各自利益最大化,普遍将实现劳资合作的责任寄托于对方,一般都要求对方先行“合作”之举。同时,一些劳工认同管理者与自己尊卑有别,服从厂规,虽羡慕资方生活,却满足于现状。在专业性较强的企业中,工人本身文化素质、敬业精神较强,不太容易因经济利益而与资方冲突,对资方的评价更多从企业管理着眼。比如,1940年昆明地区国有工厂劳工普遍指斥资方“官僚习气”太重。【62】私人业主对工人看法相差较大,即使陆费逵这样拥有商务印书馆、电车公司等多家企业者,对商务印书馆职工与对电车公司职工的看法都不相同。“真实”的劳资关系,可能只有生活在同一生产过程中的劳资双方“冷暖自知”。

五洲固本厂

  第六,探讨基督教组织与工人间关系。赵晓阳、钟圣妮分别从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女工夜校、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事工立论,认为女工夜校对女工具有思想启蒙的意义,指出女青年会的事工有益于女工个体的思想成长与团结精神的培养。【41】

光裕营业公司

  【47】杨放:《实施劳工教育刍议》,《劳工月刊》第1卷第2期,1932年5月15日;《中国劳工之现状——陈宗城在里昂中法大学演讲词》,《劳动季报》第5期,1935年5月10日。

胜德织造厂

  劳资合作的表现形式大体分两类:1.劳资双方和谐相处,保障企业正常运转。2.通过劳资双方直接磋商或第三方的沟通,劳资冲突或称劳资争议(纠纷、停工、怠工、罢工)的解决即是劳资合作的实现。劳资合作之所以能够达成的原因无非四点:(1)资方主动或被动实行惠工举措、提高待遇、采纳工人建议。“劳资合作”并非雇主的口号与空头支票,一些雇主开办医院、俱乐部、图书室、浴室,采纳八小时工作制,以福利劳工;申新三厂甚至营建工人新村,极力营造劳资和谐的企业氛围;商务印书馆、英美烟公司也曾以米价上涨幅度为加薪标准。【57】(2)职工主动提出或被动接受降薪与减低待遇。(3)劳资共同妥协,达成互适关系。比如,1933—1936年上海市因团体协约而罢工停业案件,半数以上均是劳资双方互有让步而结束。【58】(4)劳资双方采取一致行动,共同对外。劳资合作就是建立在认同企业发展与自身利益基础之上的互助与妥协。

参与交锋的劳资两大阵营

  民国劳资关系史研究历经八九十年的发展,时至今日在国际学术界仍然具有极强的学术魅力。笔者总结已有研究成果,寻绎学术同仁富于启思的研究进路,提出不成熟的研究设想,就教方家。相信在中外学术同仁的努力下,将会不断推出兼具实证性、思想性的佳作。

[39] 《三友纠纷案裁决后》,《申报》1932年9月17日。

  中国近代社会中有自成一体的“秘密社会”。曾为改组派上海工运骨干的姜豪,出版《“和谈密使”回忆录》(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展现1930年代改组派、蒋系、中共三方工运的复杂关系。上海工运头号人物朱学范,在《上海工人运动与帮会二三事》(陆坚心等编《20世纪上海文史资料文库》第10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中讲述帮会操控工会的情形。

东方年红电光公司

  【8】Augusta Bertha Wagner,Labor Legigslation in China, Peking:Yenching University,1938.

三、约法规定,“人民得自由选择职业及营业,但有妨害公共利益者,国家得以法律限制或禁止之”。三友社此次停工,造成上海数千熟练工人骤然失业,使社会治安受到莫大影响,政府为维持公共利益计,自可勒令其复工[29]。

内容摘要:

永利制碱公司

  【24】王奇生:《工人、资本家与国民党——20世纪30年代一例劳资纠纷的个案分析》,《历史研究》2001年第5期。

上海市总工会

  【28】吴志国:《由对抗到对话的背后:民初天津鞋业劳资纠纷的个案分析》,《玉溪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11期。

[40] 《厂联会反对强制仲裁》、《中华工业总联会讨论劳资争议强制仲裁》,《申报》1932年9月2日、29日。

  (三)“他者”的劳资关系与“自认”的劳资关系

[51] 徐思彦:《20世纪20年代劳资纠纷问题初探》。

  【55】张燕萍:《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经济动员研究》,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82、199、231、254、262页。

上海市报业职业工会

  第二,注重考察国民政府劳动法与劳工福利政策对改善劳资关系的功用。中央政府颁布系列相关劳动法规,从宏观上规范劳资双方的权责,以规避“清党”前喧嚣至极的劳资争议,那么,其效果如何?汪华通过对上海的实证分析,论述政府依劳动法所采纳的社会保障措施未能提高工人福利水平。【30】拙文通过考察宝成纱厂将《工厂法》中最难为企业接受的八小时工作制的原则付诸实施却未能改善劳资关系的个案,指出实施劳动法与劳资关系的改善并无对应的关系。【31】陈竹君指出南京国民政府虽然采取开办劳工教育、兴建住宅、倡办福利社等举措,但由于经费短缺等各种原因,这些福利政策对改善劳资关系的作用极为有限。【32】

上海市造酒业职业工会

  诸种工业史文献内也包括大量反映民国时期劳资关系的材料。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1895—1914)(科学出版社1957年)、陈真《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3、4辑(三联书店1957年、1958年、1961年)、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1840—1949))54册(三联书店1957年)、刘明逵《中国工人阶级历史状况(1840—1919)》第1卷第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中国科学院上海经济研究所等合编《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编《启新洋灰公司史料》(三联书店l963年)、《裕大华纺织资本集团史料》编辑组编《裕大华纺织资本集团史料》(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上海市粮食局等编《中国近代面粉工业史》(中华书局1987年)、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江南造船厂厂史(1865—1949)》(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刘鸿生企业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与穆炬、严学熙编著《大生纱厂工人生活的调查》(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年),对工厂管理与工人生产状况、工资、工时、行会、罢工有较系统调查。

上海市阳伞业工会

  【42】裴宜理:《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刘平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

二、《劳资争议处理法》规定,在调解及仲裁期内,雇主不得停业或开除工人,工人不得罢工,否则主管行政官署得随时制止。据此,政府对三友社停业的违法行为,自可随时制止。

  【41】赵晓阳:《基督教会与劳工问题——以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女工夜校为中心》,“性别与历史:近代妇女与基督教”学术研讨会(2005年)论文;钟圣妮:《近代中国的民众团体与城市女工——以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的劳工事业为例》,《东岳论丛》2005年第3期。

华商水泥厂联合会

  【46】高家龙:《大公司与关系网:中国境内的西方、日本和华商大企业(1880一1937)》,程麟荪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第172、168、171、141页。

上海市染业工会

  “劳工”一词有广、狭义之分。狭义为,凡在工厂从事生产以谋生计者。广义为,凡以劳动换取工银维持生计者。南京国民政府实业部劳动年鉴编纂委员会曾将农民也列入劳工范畴。民国时期,有学者将工业劳动者、农业劳动者与居间工作者,统归于劳工之列。其中,居间工作者包括运输、码头、店员等。【47】还有学者将一切“自食其力”者皆称为劳工。比如,“所谓劳工不单指在工厂里用力的人说,就是用心的如学校教授、报馆记者无一不是劳动分子”。【48】“凡执其艺以发挥其本能而为社会劳动服务者,皆谓之劳工”。【49】所谓“劳工”或“工人”、“职工”、雇员,采纳民国时期大多数学者的共识,系指除农民之外,所有以劳动换取工钱者。凡雇用劳工、职员者,即为资方或雇主。代表雇主行使管理权者亦为资方。

永安纺织有限公司

  【3】朱懋澄刊发文章有:《振兴实业与劳资合作之关系》(《实业季报》第1卷第1期,1933年9月1日)、《劳工新村运动》(《东方杂志》第32卷第1号,1935年1月1日)、《天津市社会局工厂检查第一期第二、三次报告》(天津:天津社会局,1936年)、《工厂法与工业生产之关系》(《纺织周报》第1卷第3期,1931年5月1日);李平衡刊发文章有:《劳工行政之经过及今后设施》(《劳工月刊》第1卷第1期,1932年4月15日)、《中国工会运动之过去及现在》(《劳工月刊》第1卷第2期,1932年5月15日)。

上海市丝厂同业公会

作者简介:

上海市地方当局的这一裁决,基本上仍偏袒和照顾资方。裁决书发表后,劳方表示虽与其期望相差尚远,但仍忍痛接受。相反资方表示不服,认为依裁决书解雇4/5工人,厂方须支付大约30万元退职金,事实上办不到。当时,上海纺织业资方同行倾向于认为,依仲裁结果,“资方亦大有面子矣,得休便休”[33]。但三友社资方不肯罢休,指责国民党党政当局对资方的要求不予理睬,而对工人绝食要挟过于“兴奋”,认为仲裁裁决偏重工人生计,不顾厂方利害,事实上窒碍难行,指责仲裁委员会仰承中央意旨,以非常手段处理,有负使命,其裁决意存挑拨,对资方故事摧残等等[34]。依照此时的《劳资争议处理法》,劳资争议当事人可以对仲裁裁决声明异议。地方当局无强制争议当事人执行裁决的权力。资方即利用该法的有关规定而声明异议,并向地方法院提起不服仲裁的上诉[35]。

  在总体史方面,高爱娣的《中国工人运动史》,颜辉、王永玺主编的《中国工会纵横谈》(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较有代表性。前者是较好的工运教材。作者在通盘厘清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与社会转型期工运历程外,还注重劳动制度、劳动政策与立法、工人组织、劳工状况的考察,丰富了工运史研究。【23】后者可谓是接续中华全国总工会编《中华全国总工会七十年》(中国工人出版社1995年)与王永玺的《中国工会史》(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余脉,以专题形式从工会思想与理论、工会状况与特色、工会与中共的历史关系、工会职责等方面,探查工会宗旨、组织原则、工会运动,并简析港、澳、台地区与欧美工会历史与现状,拟通过宏观比较,更好地总结中国工会的发展经验。

大中华橡胶厂

  从实业性质论,“资”又可分为产业资本与职业资本(金融、服务类)。与之相应,工人或职工分属不同性质与种类的企业。此外,尽管身处同一企业之中,工人/职工尚有工种之别。除前面提及的外,张瑞德按工人业别、工种、职工界别、年龄、性别、宗教政治信仰、个人际遇、地域分别,考察抗战时期大后方工人的民族与阶级认同,也是谨严之作。【51】然而,这类研究数量有限,与民国时期学者所留下的大量调查文献实不相符。与之相应,也亟待加强对资方的分层研究。

上海市第1区水木业工会

  第三,开始注重劳资合作探讨。1927—1937年间,国民政府、国民党将“劳资合作”作为施政的基本法则,这一政策是否有利于劳资关系的和谐有序?霍新宾指出,工商两界本着传统行会“劳资互助”的理念,多联合抗争政府的经济压力,在抵税运动中表现尤为典型。与此相应,工商间的劳资纠纷多呈温和态势发展,其调解亦循“工商协调”的基本模式运作。【33】他在分析“无情鸡”纠纷后指出,工人代表会在“无情鸡”纠纷中由“阶级斗争”至“工商合作”的策略转变,适应了“工商合行”的传统行会理念,且与国民党“阶级协调”的劳资政策一脉相承。劳资协调与合作成为广州工商两界最终解决“无情鸡”事件的价值取向。【34】魏文享通过分析近代工商同业公会处理劳资纠纷的案例,认为工商同业公会作为雇主组织,并非如一般所认为的与工人及其工会处于完全对立的位置,其与工人亦有合作一面。【35】徐思彦结合案例论述20世纪上半叶资方在劳资合作问题上的认知与实践及两者关系,承认资方为缓和劳资冲突而有条件对工人妥协的可能性。【36】

一是上海的经营环境不如杭州。上海既易受战争冲击,工运工潮又较外地汹涌,而外地日常生活费用与工人工资较沪上为廉,故三友社在战前即已着意经营杭州分厂,并力谋其发展,而对沪上总厂仅维持原状,并思收缩。换言之,三友社的经营重心实际在沪战前即已转移至杭州。

  第四,以党政机关处理劳资关系为视角,考察国民党与政府的社会动员与执政能力。王奇生前揭文即阐述国民党、政府为稳定社会秩序在平衡工人与资本家利益过程中两面不讨好而失去双方认同的过程与原因。黄岭峻通过论述1940年代后期武汉地方政府疲于应对徐家棚、赵家墩、文昌门与平湖门码头工人纠纷,表明政府已然失去社会控制权。【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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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中华工业总联合会

  同时,学者们还在《新青年》、《东方杂志》、《中外经济周刊》、《国闻周报》、《独立评论》、《新中华》、《清华学报》、《时代公论》、《国立劳工大学月刊》、《社会科学杂志》、《社会学界》、《社会学杂志》、《大中国周报》、《现代评论》等主流杂志发表相关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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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现在掌握的文献,能概括出这样的线索:洋务运动后,工人群体日益扩大.中共成立之初,与国民党将工人群体视为合作者与被领导者有别,即将自身与工人群体视为一体,高度肯定工人群体为反帝、反军阀的主体与核心力量。北洋政府时期,国民党作为在野党,将劳资矛盾视为因劳资经济利益而起的社会基本矛盾,认为劳资矛盾解决的前提为“反帝”的成功,与中共一同发起罢工反帝,但在广东根据地主要强调“劳资协调”。共产党将劳资矛盾视为阶级矛盾,赢得工人群体的响应。直到1930年代中期,上海英电、法电职工仍有不少人以参加上海三次武装起义为荣。【63】1927年到1938年间,是工人阶级实体产生的重要时期。国民党工运调和劳资关系、标榜劳资合作,不把提高工人待遇设为直接目的,对大多数工人缺乏吸引力。国民政府、国民党只将工人群体当作社会的生产者,主张口惠实不至的“劳资合作”。工人群体认同中共阶级斗争的主张,将国民党、政府与资方视为斗争对象。【64】全面抗战期间,西南国统区劳资关系并未因国难而和缓,双方关系依然紧张。抗战胜利后,国统区劳资关系骤然趋紧,政府宣传的“劳资合作”仅停留在口号层面,工人群体分化日甚。

三 劳资争议处理法的修订与纠纷的了结

  当然,这个知识谱系所揭示的并不一定是所谓规律性认识,而是侧重于劳资关系的总体走向及各阶段的总体特征。为此,更应该在实证研究的前提下,具体运用政治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等理论与方法,对上述分论题予以专题研究。

上海市榨油厂同业公会

  (二)建立整个民国时期劳资关系的知识谱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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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黄岭峻:《工人冲突、政府介人与经济秩序——以20世纪40年代后期武汉地区码头纠纷事件为中心的考察》(上、下),《长江论坛》2007年第6期、2008年第1期。

本文所要分析的,是上海一家名为“三友实业社”的民族资本企业在1932-1933年间发生的一起劳资纠纷[②]。

  【38】田彤:《目的与结果两歧:从劳资合作到阶级斗争(1927—1937)》,《学术月刊》2009年第9期。

[53] 萨孟武:《如何增厚党的力量》,《时代公论》4号,1932年4月。

  近年来,西方学界普遍重视社会学、政治学与新工人史理念与方法的综合研究。其中以哈佛教授裴宜理《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为典型代表。裴宜理力图将英国史学家汤普森研究英国工人群体的方法论推及到中国史研究领域。该书从地缘政治、党派政治、产业政治三大方面,关注工人罢工、工会与政党关系、工人文化、生活状况。其最大特点:(一)注重工运中的行业差别,以及同一企业内部不同类型工人之间的差异,包括技术工人与非技术工人、男工与女工等。(二)注重工人集团的文化背景,由此开始寻找上海工人的起源及政治倾向。(三附中国工人、工运与西方进行对比。在此基础上,她推导出“不同的工人有不同的政治”的结论。但由于该书内容仅以上海一地罢工为限,而其全书结论却以“中国工人”为论断,不免有“以偏概全”之嫌。再者,作者曾认为工运史中“最有前景的课题”是有关工人与国家间的关系,可惜作者在该书中对此发挥有限。【42】其新作《为革命巡逻:工人民兵、公民与近代国家》,系《上海罢工》的姊妹篇,通过从上海三次武装起义到“后毛”时代的“长时段”考察,呈现了工人民兵始在劳动抗议中产生、终则成为国家栋梁的演化过程,重点讨论在革命主张形成与“国家一社会”关系的持续建构中的民兵的公民性,探讨工人运动与现代国家发展的关联,拟以此解释中国革命的渊源与后果。【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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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张忠民、朱婷:《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国有企业(1927—1949)》,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94、3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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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题:民国时期劳资关系史研究的回顾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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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劳资关系的复杂性集中体现在劳工本身是一个不断分化与演进的群体,它的分化与演进可以概括为“工人群体的政治化”及“中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两个既相联系又相区别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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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刘晶芳在《工人运动史》与《九十年代中国近代工运史研究述评》中对此有详细评析,恕不赘述。此外较有代表性论文尚有:刘晶芳《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刘少奇对白区工运策略的探索》(《江汉论坛》2000年第2期)、杜万启《国民党政府1929年<工会法>述评》(《工运》1992年总第15期)。徐思彦在《20世纪20年代劳资纠纷问题初探》(《历史研究》1992年第5期)通过对商会等资方团体与劳资纠纷案例分析,着重探讨资本家、国民党对劳资关系和劳资纠纷的态度、主张,以及国民党政权有关政策的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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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庞百腾:《清末劳资关系与劳工行动》,牛大勇等编:《中外学者纵论20世纪的中国》,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93—214页。

江南制造公司

  【37】田彤:《南京国民政府时期(1927—1937)劳资争议总体概述》,《近代史学刊》,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27—128页。

上海市码头工会

  【43】Elizabeth J.Perry,Patrolling the Revolution:W orker Militias,Citizenship and the Modem Chinese State,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Inc.,2006.

再说上海市党政机关接到国民党中央民运会“养电”后,因资方的强烈反对,实际未能贯彻“以非常手段强迫资方克日开工”的命令。强制手段既难以执行,软性的调解又不奏效,上海市政府乃决定组织仲裁委员会对三友社劳资纠纷进行仲裁。

  【21】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上海教师运动史(1919—1949)》,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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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科枝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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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陈明銶:《民国初年劳工运动的再评估》,《中华民国初期历史研讨会论文集(1912—1927)》下册,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4年,第875—891页。

上海市第9区水泥厂工会

  马克思主义学者将劳动问题纳入阶级斗争范畴,相关研究以总结工运经验教训为旨归。如邓中夏《省港罢工概观》(中华全国总工会省港罢工委员会宣传部1926年)、《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中原新华书店l949年)和赵一波《中国职工运动文献》第1卷什年出版社1946年),均缘此而作。李汉俊《工会的意义与工会法的目的》(1923)从法律角度探讨工会的合法性与工会的作用。作为社会学者与职业革命家的顾准,系统调查上海各行业的工人来源、工时、薪酬、福利、工厂管理、劳动强度、家庭生活、文化水平、宗教信仰、工帮、革命意识,化名朱邦兴等编辑《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1939年假托香港远东出版社出版)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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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9年后,大陆工运研究是革命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劳资关系史等同于劳资斗争史,大量的资料集、回忆录、工运领袖传记与专著持续出版。据统计,仅1978—1999年间出版的工运史专著与资料集均在百余种以上,【11】其中,反映工运的史料尤为丰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工人运动》(人民出版社l954年编印)搜集1924—1927年间左派报刊所刊载的工运评论、报告等。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1994年)收录大量反映1911-1949年党、政、工运、工会、劳动问题等详细文献,为研究劳资关系提供必要的基础。新编资料主要有中国工运史料全书总编辑委员会编纂的《中国工运史料全书(轻工业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l998年)、《中国工会运动史料全书(浙江卷)》(中华书局2000年)。

[48] 《三友社对于仲裁之异议》,《纺织周刊》2卷35期,1932年9月。

  1930年国际劳工局中国分局建立后,出版《国际劳工消息》、《国际劳工通讯》、《国际劳工》等杂志,刊登中外劳资争议、工运动向、学术论文、调查统计资料,旨在促进劳资合作。该分局出版吴至信《最近四年之中国工会调查》(1936),编印《中国劳工阶级生活费之分析》(《国际劳工通讯》第5卷第11期)、《近四年来上海的罢工停业》(1937)、《上海的罢工停业(民国二十六年)》(1938)、《国际劳工组织与中国》(国际劳工局中国分局1939年)等材料。前后两任局长陈宗城、程海峰素有专攻,亲自从事大量社会调查工作。【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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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资本属性论,“资”分外资、民族资本所有者两大类;民族资本又分为国有资本、省市所有制资本、私人资本。私人企业中还有一种党政官员人股的企业。有关研究表明,“抗战爆发以前,中国的工矿企业中民营经济占有绝对优势的地位,除了交通邮政以及军工行业以外,国有工矿企业不仅为数甚少,而且基本上还不存在大型的国有企业和国有企业系统”。抗战时期以及抗战胜利后,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则日益上升。【50】因此,应加大探求国企劳资关系的力度。

再者,三友社工人在向国民党中央建构问题化的过程中,始终以孙中山的“扶助农工”政策为理念诉求。在国民党没有公开放弃“总理遗教”这一面旗帜以前,他们的这一诉求显然置国民党于十分尴尬的境地。更令国民党难堪的是,当劳方以孙中山的民生主义为诉求的同时,资方亦搬出孙中山的民权主义作为自己的立论基础,指责国民党剥夺人民财产自由,违背约法,偏袒工人,歧视资本家,使高唱阶级调和、劳资合作的国民党处于腹背受敌,两不讨好的境地。

  在大陆学入学术省思与国外学术界影响下,有关劳动场域的研究在中共党史、工运史框架外,逐渐形成若干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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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王卫星:《1927—1937年南京国民政府的工业发展策略》,《学海》1998年第6期;朱坚贞:《应重新评价1927—1937年的国统区工业经济》,《经济科学》1988年第4期;王方中:《1927—1937年间的中国民族工业》,《近代史研究》1990年第6期;朱宝琴:《论南京国民政府的工业政策》,《南京大学学报》2000年第1期;张忠民、朱婷:《略论南京政府抗战前的国有经济政策》,《社会科学》2005年第8期;朱荫贵:《如何评价近代中国国家资本企业》,《学术月刊》2006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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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1949年前研究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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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王玉茹的《近代中国物价、工资和生活水平研究》(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7年)一书,编制出近代天津、上海、广州等主要城市物价指数、城市工资指数、城市生活费用指数,能为了解城市工人的收支状况与生活状况提供新的参考。

1932年4月至6月间,三友实业社工人在工会的组织下,先后8次向上海市地方党政当局上呈。从上海市地方当局的反应来看,其调解立场自称是兼顾双方,实际则向资方有所倾斜。上海市政府的批示,一方面承认工人要求工厂开工合理合法,因为三友社在沪战时并未正式宣告歇业和依法履行解雇工人的手续,故令饬资方赶速设法开工;另一方面,又声称要体恤资方的实际困难,同意资方只恢复部分工人的工作,允许资方解雇部分工人,至于恢复多少,解雇多少,并未明确规定,实际予资方以任意解雇之权。

  总体而论,作为实体的“工人阶级”最初不过是中国工人群体的一部分,它在多种政治力量与各种因素的作用下产生与发展。工人群体政治化的过程,在某种程度上即是工人阶级实体产生、壮大的过程。

在这一过程中,三友社工人采取“置之死地而后生”的行动策略,将纠纷“闹”大,逼迫国民党中央和地方当局向弱势的工人一方倾斜,使国民党当局不得不打破惯常在劳资之间所采取的“兼顾”、“平衡”和“协调”的政策取向。三友社工人在将纠纷“闹”大的过程中,又存在着一条虽然模糊,却又无时不在的行动界限,即自始至终采取和平的“闹事”方式,如频繁地请愿上访,三番五次地发表通电宣言,乃至组织绝食团、哭诉团等。这些行为既达到了将问题“闹”大的目的,又没有给国民党当局留下煽动阶级斗争的口实,相反却让资方承担了破坏社会安定和危害党治秩序的责任。在这一过程中,劳方较好地把握了“闹”的边界:“闹”轻了,不能得到国民党当局的重视;“闹”过头了,又可能招致国民党当局的镇压。

  【5】阎锡山:《劳资合一的理论与实施稿本》,太原:太原劳资合一研究会,1930年,“序”,第2页。


  这一时期海外学者的研究以工运史见长。日本学者户田义郎《中国工业劳动论》(东京严松堂书店1950年)、中村三登志《中国劳动运动史》/东京亚纪书房1978年,王玉平译,中国工人出版社1989年)、手岛博《中国劳动运动通史》(东京东阳书房1985年)均注重考察中共对工人运动的领导。其中,中村、手岛博尤与刘明逵等人思路相同,均较系统地阐述了中国工人阶级的产生、发展,工运从“自在”到“自为”的转变,以及工人运动与中国革命、建设的关系。1993年《史林》第3、4期连续发表法国谢诺《中国工人阶级的政治经历》一文,该文虽然译自其《中国劳工运动(1919—1927)》英译本的第6章中的四个部分,【20】但基本能反映谢诺注重探讨中国工运由“自发”向“自为”转变的外在动因的主旨。该文指出早期的劳工组织和劳资混合社团,带有行会、乡土观念、秘密会社特点,决定中国劳工运动不可能产生革命性改变,正是由于中国激进知识分子向工人传递苏联革命的影响,中国劳工运动才在1921—1923年间突然高涨,中国工运从此走上无产阶级革命之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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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消弭劳资冲突,国民党、国民政府提倡“劳资合作”,并试图建构其“大贫小贫”与殖民地经济的理论,阎锡山却别开生面,提出社会变革性的理论。他组织劳资合一研究会,编印16万字的《劳资合一的理论与实施稿本》(太原劳资合一研究会1930年),宣传平等、平均式的劳资合作理论,谋求实现工人与资本家合一、农民与地主合一的“劳动者资本家化,资本者劳动化”的“经济大同”社会;由此,“中产阶级必能逐渐普遍,则经济的压迫阶级与被压迫阶级,必有逐渐减少以至于无,而贫富无悬殊之象”。【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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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运史、中国共产党史范式的研究仍然是近10年来的重要特色之一。在文献整理方面,刘明逵、唐玉良合编14卷本《中国近代工人阶级和工人运动》(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2年),全面收集1890—1949年间大量报刊、书籍中不同地域、不同行业有关劳资生活、生产、工人运动等资料,延续了刘明逵编著的《中国工人阶级历史状况》第1卷第1、2册的工作。此外,李文海、夏明方、黄兴涛主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福建教育出版社2005年)、《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二编(社会组织卷)》(劳工上、下)(福建教育出版社2009年),分别辑录31种在当时较有代表性能反映北平、上海、重庆、南京、无锡等地工厂工人、矿工、人力车夫的文献,及9种工会调查报告。

上海市政府吴市长鉴:密。报载上海永安纺织有限公司等50余厂商,以本会关于上海三友实业社劳资纠纷案致贵府及市党部养电内,有‘以非常手段强迫资方克日开工’等语,认为违背约法之规定,发表宣言。查本案迭经该社工人来会吁请,复经派员查明报告到会,以案经贵府调处,自应待依法解决。讵时逾数月,事态更形严重。近复据报工人以不堪延累,相继绝食,群意汹汹,事态严急。本会对此决不能专徇厂方增累利润之片面企求,而置多数工人生死于不顾。事关本党立场与民生主义之最高原则。约法非为保障绝对私权而订定,其许人民得营业自由,然自有不得自由者在,如国家之独占事业及禁止营业等皆是也。藉曰正当营业应有法赋之自由,而使剥削可以无厌,杀人不见流血,亦可假藉约法以为护符,是亵渎约法之尊严,反背革命之意义。世界别无三民主义之国家,即无从觅扶助劳工之前例。如任何私人资本家敢认为本党扶助劳工,兼顾劳工利益,即为恶例,则三民主义之本党亦有勇气开此世界未有之恶例也。前电以非常手段促迫开工等语,原期迅予处理,以重民命。此项处施既据呈报中央,自应静候解决。惟该厂商等不依法定程序,遽登报宣言,公然指摘,殊属目无法纪。该厂商等均隶属贵治,拟请设法制止,以杜嚣张之习。[24]

  民国时期劳资关系的总体态势是“冲突”抑或“合作”?何者为历史的“常态”?何者为历史的“变态”?这是必须回答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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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汪华:《劳资冲突视野下社会保障有效性与合理性的反思——基于民国时期上海社会保障的一项实证研究》,《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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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督教会在《女青年月刊》、《青年进步》、《上海青年》杂志上或开辟专栏,或经常刊载有关劳资问题的文章,探寻劳工生活出路。有基督教背景的学者出版《今日中国劳工问题》(骆传华、洪达能著,上海青年协会1933年)、《中国劳工问题概要》(邓裕志著,上海青年协会书局1934年),在一定程度上为劳工伸张经济权益。

[35] 罗运炎:《中国劳工立法》,中华书局,1939年,141-142页。

  【63】朱邦兴等:《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59、290、1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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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陈竹君:《南京国民政府劳工福利政策研究》,《江汉论坛》2002年第6期。

[13] 《上海市三友实业社劳资纠纷案》。

  【2】米寅宾:《工运之回顾与前瞻》,上海:南华图书局,1929年,第34页。

[⑤] 另两个工会是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会和杨树浦上海发电厂工会。朱梦华:《记三友实业社》,《文史资料选辑》17辑,中华书局,1964年,192页。

  【45】庞百腾:《辛亥革命前夕的工业劳资关系》,林启彦等编:《有志竟成——孙中山、辛亥革命与近代中国》(上),香港:香港方舟机构有限公司,2005年,第274—303页。

至此,三友实业社一厂局部的劳资纠纷,遽变为上海整个劳资两大阵营的正面冲突。其时劳资两大阵营剑拔弩张,双方交战之激烈,实属前所未见,以至当时社会舆论认为资本大联合与劳工大联合的直接交锋将从此开始[22]。从后来的事实看,此次劳资两大阵营的对垒,是30年代中国工人阶级与资本家阶级最大规模也是最为激烈的一次言论交锋。资方参与交锋的厂商团体多达90余个,而劳方参与交锋的工会亦多达60多个。据1932、1933年国民党中央民运会之调查,当时上海有各类工会67个,工会会员20余万人;工商同业公会272个(内中组织健全者141个)[23]。这意味着当时上海工会中的绝大多数和厂商团体的相当一部分,被程度不同地卷入到了这场劳资纠纷中。双方均明确宣示各自的阶级立场,为各自的阶级利益宣战,在战前劳资纠纷史上具有特殊的意义。

  劳资共处同一经济体中,因经济利益等诉求不同而矛盾、冲突,又因互利、共生而合作。劳资冲突(争议)表现为双方主要因工资、待遇、雇用与解雇、工作制度而产生纠纷、怠工、罢工、停业。【56】纠纷目的在于实现某种要求,罢工、停业为达到目的的方法与手段。降低生产成本与提高待遇,是劳资双方的永恒矛盾,但并不是二者关系的全部。

国民党政权与资本家阶级的关系,一直是国民党史研究中一个令人关注的课题。无论是马克思主义学者对政权阶级基础的探讨,还是晚近西方学者有关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研究,资本家阶级与国民党政权的关系均成为一个相关的研究切入点。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海内外学界的相关讨论一度聚成热点,而研究结论则尚存较大歧异。大体而言,国内学者较多地强调两者之间利益的一致与调和,而域外研究则更关注两者之间的矛盾和冲突[①]。结论的分歧,意味着该问题的复杂性,尚有进一步发掘和探讨的余地。

  【31】田彤:《宝成三八制与劳资关系——兼论1929年<工厂法>》,《浙江学刊》2009年第1期。

30年代初期,三友实业社是上海一家著名的棉织民族企业。它创立于民国元年,发起人是一名蜡烛店学徒和两名烟纸店的伙友。三人集资数百元以经营棉线烛芯起家。“三友”即由此而得名。其后三友趁五四时期国人抵制日货,提倡国货之机,扩大经营,应时崛起,尤以创制三角牌毛巾享誉国内[③]。20年代末30年代初,三友实业社正逢事业鼎盛时期,每年盈余数十万元,成为当时上海数十家国人自营棉织厂中首屈一指的企业[④]。随着三友事业的蒸蒸日上,其工人队伍和工人组织亦发展壮大。据称该厂的工会组织是当时上海“最健全”的三个工会组织之一[⑤]。1929年,三友实业社在上海总厂之外,又设分厂于杭州。沪厂工人1300余名,杭厂工人5000余名[⑥]。在当时国内同类型民族企业中,其工人数量位居前列。三友实业社发起人虽为学徒伙友出身,但深知企业的发展仰赖知识人才,故该厂在招收工人时,吸纳了一批中等文化程度的知识青年。这批知识青年既具有相当的业务能力,又易于接受新事物。三友实业社初期的蓬勃发展,此殆为一主要原动力。但另一方面,是辈青年富正义感,也易受新思想的感染,敢作敢为,一见不合理现象,辄易起反感,不肯苟从。该厂日后劳资关系紧张,此又是一大潜因。

  【58】上海市政府社会局:《近十五年来上海之罢工停业》,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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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为中央党部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养电宣言》,《申报》1932年8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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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中华工业总联合会佳电》、《六团体呈中央党部电文》,《申报》1932年9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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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另一方面观之,上海资本家阶级的强烈反弹和“嚣张”气焰,又足以反证国民党党治权威尚未强大到为所欲为和足以控制资本家阶级的程度。在这一事件中,上海资本家阶级表现出相当强的政治独立意识和自主组织能力,而国民党显然无法以政治强权将资方压服。这一点在三友劳资纠纷后来的发展过程中进一步展示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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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前上海地方当局偏袒资方的态度相比,国民党中央民运会显然更多地同情劳方。批示和签条话语对资方所采取的强硬和严厉态势,亦远非上海地方当局所可比拟。22日,中央民运会特派该会副主任王陆一、工人科科长伍仲衡及张剑白赴沪,偕驻沪调查员姜豪至三友实业社慰问绝食工人,并向绝食工人表示:“中央方面对于三友实业社此次之劳资纠纷,无论在人情的立场,或法的立场,均认为资方毫无理由”,认为三友社工人绝食是“中国20年来工运最悲惨之表现”,明确表示同情工人一方,指责资方强词顽抗,坚不复工,居心不良。鉴于资方不愿与工会谈判,中央民运会特派员斥之为荒谬,并表示工会与厂方具有同样的法人资格,工会有代表工友谋利益的权力和义务。最后还警告资方,假设三友社纠纷久延不决,引起上海其他工厂工人采取同情行动,其责任将由资方承负[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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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三友厂工潮,市府决付仲裁》,《申报》1932年8月23日;《三友厂工潮,中央代表来沪彻查》,《民报》1932年8月23日。

与此同时,中华国货维持会、上海国货工厂联合会等6大资本家团体联合在沪上各大报公开发表致南京中央党部通电,指责中央民运会“养电”“于法既无所据,于理更不可通”,认为中央民运会直接干预行政,既扰乱了党政机关办事系统,而“于法治精神,尤有违反”,要求国民党中央“收回成命,以彰法治而维实业”[19]。此外,中华工业总联合会及其下属的17家同业公会和19家公司工厂资方亦联名向南京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各院部发表通电,谴责中央民运会“养电”违反约法精神,摧残实业,要求南京中央予以纠正[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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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沪厂建厂已有20余年,工人大多年久薪高,如停闭沪厂,迁往杭州,即可排除年久薪高工人而改用廉价新工;另一方面,沪厂工会组织健全,工人不易驾驭,正可趁沪战停工机会将千余工人全体解雇[⑦]。

1932年6月9日,上海市政府社会局召集劳资双方进行调解。劳方提出,厂方应从速开工,并在未开工前,供给工人食宿。资方则以战后存货过多,资金周转不灵,厂房机器损坏过甚等为由,坚不开工,并陈述在沪变初起时,公司即已发清工人工资并遣散,认为双方雇佣关系已经解除。伙食津贴亦无从谈起。由于资方毫无诚意,调解未能成立。

对三友社资方而言,纠纷拖延不决,并无损失,相反可藉此作为拒绝发给工人伙食费之借口;而对劳方而言,工厂延不开工,即意味着生存危机。在这种情况下,工人别无选择,一方面电呈国民党中央和沪市当局请求紧急处置,同时再度绝食。工人绝食,势必危及社会安定,迫使国民党中央和地方党政当局不敢等闲视之。但资方声明异议,不服裁决,又为《劳资争议处理法》所许。政府对仲裁裁决无强制执行之权。国民党中央和上海市地方当局亦莫可奈何。在束手无策的情况下,国民党中央乃决定重行修订《劳资争议处理法》。

修改《劳资争议处理法》的消息传出后,上海资本家团体再次表示反对。反对的理由主要是担心恢复强制仲裁后,政府的力量与权威将扩张至最高限度。认为在政治未上轨道的时候,政府权威的无限扩大,将是利大于弊。在任意仲裁制度下,仲裁不服,尚可声明异议,诉之法院,以法治纠正人治。而恢复强制仲裁制度后,万一仲裁失当,即呼吁无门,不独与法治精神有悖,而且流弊所及,后患何堪[40]。故上海资本家阶级反对恢复强制仲裁,其意仍在抵制国民党党政权力的无限伸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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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0日,中央驻沪调查员姜豪从上海向国民党中央民运会发回关于三友社劳资纠纷近况的报告,对工人请愿、绝食情形和资方强硬态度均做了详细陈述,认为“若长此迁延不决,日后恐更引起惨案”。与此同时,三友实业社工会亦电呈中央民运会,谴责资方“惨无人道”,请求迅予有效办法,早日解决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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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友社劳资纠纷本来只是一厂的局部纠纷,不料自国民党中央民运会和实业部致上海市党政机关的电文在沪上各报公开发表后,迅速激起上海资本家阶级的集体反弹。尤其是中央民运会的“养电”在整个上海工商界掀起轩然大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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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3月,南京国民政府训令上海市政府饬知三友社劳方,可依照民事法规向法院请求强制执行。4月,最高法院将此案发交上海地方法院依法执行。在此后的半年多时间里,上海地方法院多次开庭欲予执行,无奈资方仍然顽抗而毫无办法。资方一面四处寻求上海资本家同行的声援,同时采取各种手段分化工人,使部分工人同意自愿放弃自身的权利,又利用仲裁裁决对工人解雇金数额未予明白规定之借口,再向法院提起抗告,以此千方百计拖延时日,不履行裁决[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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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国民党中央民运会尚在调查期间,三友实业社工人先后于7月16日和8月11日两次集队向资方请愿。8月11日请愿时,资方指使租界捕房驱逐、殴伤和拘捕工人。工人群情激愤。8月18日,工人方面以呼吁请愿无望,乃组织绝食团,作最后哀鸣。同时还组织哭诉团,分别向上海党政机关和各社会团体寻求同情和声援。孰料资方非但未为所动,反而停止供给工人临时生活费,并切断工人生活水源,使矛盾更趋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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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六团体呈中央党部电文》,《申报》1932年9月11日。

分析三友实业社劳资纠纷案,资方借沪战之机停厂,而工人则极力要求复工。前者取主动和强势姿态,后者明显处于被动和弱势地位。纠纷发生后,资方一直按兵不动,对劳方的要求坚决拒绝,对地方当局的调解亦不予理睬。因为纠纷拖延不决,对资方并无多大损失。而劳方则不然。工厂一日不复,即千余工人面临失业,故劳方之计在于如何采取措施迫使资方开工。但就劳资双方声势而言,劳方除了回厂守护机器,阻止资方将机器拆运杭州外,别无扼制资方的手段。在这种情况下,劳方惟有求助于国民党地方党政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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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市府定期仲裁三友厂工潮》,《申报》1932年8月26日。

(原文刊发于《历史研究》2001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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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民运会养电之两面观》、《三友厂纠纷之表示》,见《新闻报》1932年8月29、30日;《各工会拥护民运会养电》、《三友厂纠纷,市府今日正式仲裁》,《申报》1932年8月30、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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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三友案”中至少可以清厘出这样三重关系:一是工人与资本家的关系;二是资本家与国民党政权的关系;三是工人与国民党政权的关系。

一 劳资纠纷:上海三友实业社案例经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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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卅电”发表之次日,中央民运会工人科科长伍仲衡从上海向中央民运会发回报告,对上海资本家团体更是严加指责:“上海永安纺织有限公司等厂及中华国货维持会等团体联名发表宣言电报,遍登沪上各报,言论谎谬,妄引约法,毕露其狰狞可怕之面目,对于本会尤存威胁要挟之意”。伍仲衡还引用上海工人团体的话语,谴责“该团体等助桀为虐,形成资方结合一致向工人加紧压迫之趋势”[25]。

[38] 《上海市三友实业社劳资纠纷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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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友案”中,资本家阶级与国民党中央进行了激烈的对峙和较量。从执政党一方而言,政权和社会秩序的稳定是其首要目标,为此,任何足以威胁和动摇其政权基础的社会阶级冲突都必须加以扼制。无论是工人罢工,还是资本家歇业,均有可能导致社会动荡和不安。国民党执政后虽然没有绝对禁止工人罢工和资本家歇业,但无论是罢工还是歇业,均必须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三友案”之所以激化为国民党党方与资方的对垒,即因为资方歇业已逾越了国民党控制阶级冲突的限界。资方延不复工,纠纷久延不决,引起千余工人失业,以至工人绝食,全沪各业工会同情声援,中共有可能乘机出动……这一切极有可能激变为一场大规模的社会动荡。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当局不得不通过政权力量采取非常手段加以干涉,强制资方开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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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近五年来上海之劳资纠纷》,5-6页。

对上海市地方当局的批示,按理资方可以接受,但资方自恃主动权操诸己手,始终摆出一付强硬姿态,不仅对劳方的要求坚拒,对地方当局的调解亦置之不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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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言,这个时期的劳资纠纷案大多由地方党政当局出面调解仲裁后,便能很快平息,只有极少数较大的纠纷案才闹到国民党中央。纠纷案闹到国民党中央后,或由中央直接派员前往裁决,或饬令地方党政机关就地调解。在中央权威的直接介入和干预下,多数纠纷即告平息。然而出乎意料的是,随着劳方向国民党中央的上告,三友实业社劳资纠纷非但没有很快消弭,反而使事态迅速扩大并日趋复杂化。由于多种力量的介入,使一次企业内部的劳资冲突事件激化为一个牵动全上海工人阶级、资本家阶级与国民党中央三方对垒和互动的事件,也使一个地方性的局部事件扩大为一个全国性的乃至最终引起国民党中央修改劳资关系法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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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友案”起因于资本家停业,而非工人罢工。资本家停业和工人罢工是劳资纠纷中常见的两类事件。自国民党执政后,因工人主动要求增加工资、改良待遇而引起的纠纷日渐减少,而因资方停业、歇业、解雇而引起的纠纷日渐增多。罢工的主动权操于劳方,而停业的主动权操于资方,显示出这个时期劳资纠纷主动者逐渐有由劳方向资方转移的趋势。

[31] 《三友社劳资争议仲裁经过》,《纺织周刊》2卷35期,1932年9月9日。

三友社资方的如意算盘为该厂工人所察悉。该厂工会[⑧]组织工人请愿团,多次要求资方复工。资方坚拒。沪战期间,该厂大约有140余人因无家可归,滞留沪上。战事停息后,该厂外地工人陆续返沪,人数达700人以上。由于工厂久延不复,工人生活顿失所依,多次请求资方酌给津贴,均遭拒绝。在此期间,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上海市政府社会局曾多次劝导资方,并训令资方“体恤工艰,酌予救济”,资方亦不予理睬。工人迫而回厂居住,并守护机器,阻止资方将机器拆运杭州。

另一方面,上海资本家阶级在与国民党中央的激烈交锋中,崭示了相当强的政治自主意识和组织能力。尽管国民党力图将资本家阶级纳入其政治控制体制之下,但后者的强硬颉颃和不肯轻易就范的姿态,表明此时国民党政权对城市资本家阶级的控制和支配力还相当有限。在三友事件中,上海资本家阶级以民权对抗党权,以法治抵制党治,否定国民党对国家政治资源垄断的合法性,抵制国民党政治权威的控制。而国民党显然无法以政治强权将其压服。上海资本家阶级的强烈反弹和“嚣张”气焰,清楚地反映出当时国民党党治权威尚未强大到为所欲为和足以控制资本家阶级的程度[49]。有西方学者认为,上海资本家在南京政府的压榨下,根本无力反抗[50]。“三友案”对这一说法提供了鲜明的反证。

上海市琴业产业工会

[32] 《市府发表三友厂纠纷裁决书》,《申报》1932年9月2日。

除通电和报告外,国民党中央民运会主办的《民众运动月刊》还发表专门文章,驳斥资方团体对“养电”的反响,斥责资本家不明大义,“狡辩顽抗,以资本力量来压迫工人及政府”,贻害社会。针对资方要挟政府维护实业,文章认为政府所维护的是整个实业,并不单以维护资方的利益,才算维护实业。政府强迫资方开工,亦是维护实业。指责资本家“以怀财己身为维护实业之藉口,驯致以实业为资本家之专利品”,同时也警告资本家若一味曲解约法,恃财硬干,上抗中央,下压工人,显明其资产阶级的联合战线,将是中国资产阶级自取灭亡之道[26]。

[12] 姜豪晚年回忆,1932年初夏,他就任国民党中央民运会工人科干事,同年秋,被时任中央民运会主任的陈公博派为中央民运会驻沪代表,负责调查上海工会和工运情况。姜豪:《“和谈密使”回想录》,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82-85页。

天原化学工业厂

[44] 国民党中央与上海地方当局在处理三友劳资纠纷过程中的不同倾向,与国民党内的派系意识当有一定关联。“三友案”发生时,正值蒋汪合作,改组派领袖陈公博出任国民党中央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1932年3月接替张知本)。陈上任后,一些改组派成员跟进中央民运会机关。在此之前,以陈公博为首的改组派一度主张以农工小资产阶级为国民党阶级基础,主张开展民众运动,是国民党内的“左派”。蒋汪合流后,改组派是否还秉持其原有的政治理念,值得进一步考察。“三友案”发生时,上海国民党市党部为吴开先、潘公展、陶百川等CC系分子所掌控,市政府内主管劳资纠纷的社会局局长亦是CC系干将吴醒亚。市长则为政学系的吴铁城。与改组派相比,CC系和政学系倾向于保守。另一方面,国民党内各派系为争夺对工运的控制权亦时起冲突。关于此一问题,因本文篇幅所限,容待另文探讨。

[⑦] 胡超吾:《上海三友实业社劳资纠纷记》,《民众运动月刊》1卷3期,1932年10月;《二十一年中国劳动年鉴》,164页。

[⑧] 三友实业社总厂工会成立于1928年秋,1931年奉上海市社会局令改名为“上海市第七区棉织产业工会”。

针对各资方团体对中央民运会“养电”的纷纷指责和强烈反对,各工会方面一致表示拥护国民党中央的决策,并请求国民党中央对资方严厉执行强制命令。工会方面指责资方的通电宣言“抹煞事实,顽强狡辩,希图混乱社会视听,以遂其压迫工人阴谋”。针对资方提出的“约法保障绝对私权”的主张,工会方面以“国家法律本系保护全体人民,非专为保障贵族阶级之资本家而设,资本家营业固应受法律之保护,但工人生活同受法律之保障,且工厂不得自由停厂,亦系明载法宪”等予以反驳;并称近数年来,上海工人之受资方无理摧残者不可胜数,此次数十家工厂和资方团体联合发表通电宣言,表明资本家阶级已经壁垒一致向工人进攻,号召工人阶级团结起来与之抗争。针对资本家方面表示要“牺牲现有的一切”去拚命,工会方面亦大声疾呼:“工友乎!时急矣,事危矣,与其委曲忍受,供人碎割零卖而死,曷若一致奋起,拥护中央执行强制命令,不达目的不止……”有意思的是,工人方面还一再声明,若因此而引起阶级斗争,影响整个社会的安定,其责任将由资方来负[21]。

大生纱厂

上海市制履业工会

8月22日,中央民运会首次对三友社劳资纠纷案做出内部批示:“本案延宕半年,千余工人均成饿殍,资方绝灭人性,变本加厉,务置千余工人生命于死地而后快。如此惨酷事件,不幸于青天白日旗下见之,此而不惩,何以立信!拟电上海市政府饬社会局以非常手段强迫开工,在未复工以前,充分接济工人伙食。如资方不遵法令,即行拘办。”同日,中央民运会在对姜豪报告的签条中还写道:“查本报告所载,三友实业社无理已极,玩忽当局意旨,非可理喻。目前该社工人虽在生活断绝之际,尤知守法,万一不稳份子从中煽惑,使千余爱好和平之纯良工人,一旦越轨,则其咎由谁居?目前千余工人形将饿毙,劳资双方是非曲直,情理至明。中央对此摧残民运,不顾人道之奸商,不宜姑息养痈,似应从严处理,以儆效尤。”[14]

瀛洲染织厂

面对资方顽抗,劳方绝食和国民党中央的训示,上海市政府和市长吴铁城深感穷于应付。由于三友社资方向地方法院上诉,案件移交司法机关办理,行政机关已无单独处理该案之权。故上海市政府呈请国民党中政会,极力主张重行修订《劳资争议处理法》,恢复强制仲裁制,树立政府解决劳资争议的权能。国民党中央鉴于三友案延而不决,亦深觉现行《劳资争议处理法》亟应修改,于是决议交立法院审议。

启明染织厂

本案所展示的工人、资本家与国民党政权三者之间实践关系的复杂面相,引发我们对国民党政权阶级基础的再思考[52]。国民党执政以后,一再声称其代表“全民”利益,而事实上,“全民”中到底有没有某一个或几个阶级,真正认同或感觉到国民党确实代表了他们的利益,还大有考察的余地。1932年,国民党籍学者萨孟武曾撰文批评国民党代表“全民”的失策。他指出:“资本家与劳动者的利害是不能一致的。我们绝对不能同时得到他们两者的拥护。我们要想得到资本家的拥护,便须放弃劳动者;我们要想得到劳动者的拥护,便须放弃资本家。如果我们同时希望他们两个阶级都来拥护,则我们的政策只能模棱两可。然而模棱两可的政策,终久必为他们所厌弃。”萨孟武还称:“我们如果要得到劳动者的援助,我们对内须先确认生存权制度,对外无妨与第三国际合作。如果我们一方面大喊打倒一切帝国主义的口号,同时他方面又反对第三国际;一方面保护资本家,同时他方面又欲无伤劳动者的感情,则我们在国际上必致孤立无援,在国内必定得不到任何人民的同情,其结果,我们的党便失去力量”。萨孟武承认,国民党的社会基础是非常薄弱的。而薄弱的原因不在于国民党不想博得社会全体人民的欢心,反而在于国民党太想迎合社会全体人民的意思,结果反而一无所获[53]。萨孟武也许在一定程度上道出了当时国民党的两难处境。

[①] 相关研究成果主要有:〔美〕帕克斯·M·小科布尔著:《江浙财阀与国民政府》,蔡静仪译,南开大学出版社,1987年;〔法〕白吉尔著:《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1911-1937)》,张富强、许世芬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美〕约瑟夫·弗史官斯著:《商民协会的瓦解与党治的失败》,朱华译,《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20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日〕金子肇:《上海资本家阶级と国民党政治——冯少山追放の政治史的意义》,《史学研究》1987年176号;金子肇:《商民协会と中国国民党——上海商民协会を中心に》,《历史学研究》1989年598号;〔日〕小浜正子:《南京国民政府の民众掌握——上海の工会と工商同业公会》,《人间文化研究年报》(日本ぉ茶の水女子大学)1991年14号;张亦工:《商民协会初探》,《历史研究》1992年3期;徐思彦:《20世纪20年代的劳资纠纷问题初探》,《历史研究》1992年5期;徐鼎新、钱小明:《上海总商会史》(1902-1929)》,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

[④] 参见杨大金编《现代中国实业志》,商务印书馆,1938年增订版,86-87页。

[⑨] 三友实业社劳资纠纷案经纬,参见《上海市三友实业社劳资纠纷案》,《二十一年中国劳动年鉴》,164-165页;上海市政府社会局编《近五年来上海之劳资纠纷》,上海中华书局,1934年,8-9页。

上海市报界工会

上海市修缸业职业工会

华丰搪瓷公司

对弱势的劳方而言,既无法迫使资方开工,求助于地方当局又无望,乃径向南京国民党中央上告,控诉资方摧残工运,陷千余工友生活于绝境;并呈控上海市政府处置失当,殊失公允,要求国民党中央予以纠正,并对资方严予制裁。

上海市煤炭工会

1932年5月5日,淞沪停战协定签字。按理,三友实业社在停战后当迅速复厂开工,以挽回战争期间的损失。但三友社资方不仅无意复厂,反拟将沪厂机器转移至杭州分厂。三友社资方主要出于下列考虑:

上海市第5区棉织业工会

市民提倡国货会

1928年以来,国民党中央对资本家阶级如此大张挞伐,尚属首次。而上海资本家以一个阶级集团阵营与国民党中央形成如此严重激烈的对峙态势,亦属前所未有。面对国民党中央措词严厉的“讨伐”,上海各厂商和各资本家团体非但没有为国民党中央的政治权威所慑服,反而再度群起应战,奋起反击。9月9日,中华工业总联合会致电南京中央党部、中政会和国民政府。10日,中华国货维持会、上海国货工厂联合会等6大团体联合致电中央党部。11日,上海大生纱厂等64家厂商联合发表宣言。资方不仅阵容强大,而且将其通电宣言以巨版篇幅登载于沪上各大报纸。一时间,资方与国民党党方对垒的浩大声势几乎压过了资方与劳方之间的冲突。

[22] 《事业界劳资正面冲突之开始》,《纺织周刊》2卷34期,1932年9月2日;陈振鹭:《读中央民运会养电及其反响与共鸣后》,《民众运动月刊》1卷3期,1932年10月1日。

民丰纱厂

上海市机制麦粉厂同业公会

[19] 《六团体呈中央党部电文》,《申报》1932年8月28日。

二 劳方、资方与党方:三方博弈与互动

振华利记纱厂

在这一事件中,上海资本家阶级试图以民权颉颃党权,以法治抵制党治,否定国民党对国家政治资源独占垄断的合法性,同时抵制国民党政治权威的控制。自国民党党治体制确立以来,国家权力通过各种手段不断向社会各个领域扩张和渗透。在这一过程中,城市资产阶级感到其自主权日益受到国家权力的侵蚀,其自由活动空间日益缩小。“以非常手段,强迫开工”虽仅是针对三友实业社一厂而言,但整个上海资本家阶级从这一事件中已经隐然感受到来自国民党党治权威的压力。他们声称,不仅营业自由受到限制,甚至“不营业而亦不得自由矣,正负两途同时并绝”[30]。上海资本家团体群起攻击党方“非常强迫,剥夺越权”,显然不仅仅是出于对三友实业社资方的友情声援,而是藉此机会发泄积蓄已久的对国民党党治体制的强烈不满。

华生电器制造厂

[45] 美国学者易劳逸在其《1927-1937年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流产的革命》一书中,否认南京政府是地主和城市资产阶级利益的工具的传统说法。他认为,国民党政权与地主资产阶级之间的利益虽有时一致,但这个政权的长远目标与地主资本家阶级是完全不同的(参见该书中译本,陈谦平等译,中国青年出版社,1992年,290-294页)。

从上述三友实业社劳资纠纷经纬可以获知,此次劳资纠纷起因于资本家停业,而非工人罢工。资本家停业和工人罢工是劳资纠纷中常见的两类事件。以往学者考察二三十年代劳资纠纷时,主要关注工人罢工,而较少注意资本家停业所引发的冲突。实际上,自国民党执政后,因工人主动要求增加工资,改良待遇而引起的纠纷日渐减少,而因资方停业、歇业、解雇而引起的纠纷日渐增多[⑩]。据上海市政府社会局统计,1928-1932年间,全市共发生劳资纠纷千余件,其中因资方停业、歇业、解雇所引发的纠纷占60%以上[11]。罢工和停业是劳资双方以中止工作作为保护各自利益的手段。前者的主动权操于劳方,而后者的主动权操于资方。上海的情形显示出劳资纠纷主动者逐渐由劳方向资方转移的趋势。

尽管上海资本家阶级极力反对,国民党中央仍于1932年9月27日公布实施修正后的《劳资争议处理法》,恢复强制仲裁。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资本家阶级基本上无法迫使国民党政府回应他们的利益要求。事实上,除了消极的抗议和反对外,上海资本家阶级也缺乏制度化的管道来向国民党政府表达它们的利益和要求。在此期间,国民党中央民运会力主对抗拒裁决的三友社资方从严制裁,严厉谴责资方违背法纪,破坏社会秩序,声称“本党自奠定全国以来,对于危害党治,破坏建设之徒,从未姑纵,而此次纠纷事件,直接摧残人命,间接破坏本党之主义政策,其罪实不亚于危害民国之共党……中央对于此次事件,若不采积极之有效方法,使其从早平静,则不特本党之威信扫地,恐影响所及,前途将不堪设想矣”[41]。

[27] 《各厂对于民运会卅电之宣言》,《申报》1932年9月11日。

资方团体的通电宣言发表后,南京党方无比震怒。在国民党中央看来,党权高于一切,中央党部完全可以通过非常手段强迫资方开工。而上海资本家阶级竟以法治为武器来抵制党治,意味着向国民党党治权威的公然挑战,大出南京中央意料之外。8月30日,国民党中央民运会迅速作出反应,以上海各资方团体“不依法定程序申诉,遽登报宣言,公然指摘,殊属目无法纪”为由,致电上海市政府严予制止。值得注意的是,中央民运会以“密电”形式致沪市地方当局的同时,又主动将此“密电”交中央通讯社公开发表,其意显然不只在要求上海市政府“严予制止”,而是有意借助新闻传媒对上海各资方团体公开打压。与前次“养电”相比,此次“卅电”不仅电文冗长,而且言辞间充满浓烈的火药味。故“卅电”与其说是一封致上海市政府的“密电”,不如说是一篇国民党中央与上海资本家团体公开宣战论辩的檄文。兹将电文节录如下:

在与党方论辩过程中,资方始终以“尊崇法治”相标榜,指责党方将党权置于法律之上,是违背约法,违反法治。资方声称:“同人爱护党国,爱护秩序,不得不爱护法治”。“欲谋劳资之相安,必先尊崇法治;欲尊崇法治,必排斥法律以外所用之一切非常手段。”[27]公开质疑和否定国民党党权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绝对权威。资方还引用1928年7月国民党公布的《治权行使规律案》规定人民之生命财产与身体自由皆受法律保障为依据,指责党方强迫资方开工,是剥夺人民财产自由,认为只有在资方营业违法时,法律才能停止其经营,但法律并未规定在何种情况下,得强迫其营业。国民党所制定的约法既保障人民财产私有权,即不容非法剥夺。指责党方“不导民以循律守法,而代以非常手段”,是自乱法治。资方还引民权主义为立论依据,声称“民权主义之最高原则,政府者,人民之组织,非政府之组织”,亦即否认国民党对国家政治资源的垄断。最后,资方指责国民党中央偏袒工人阶级,抑压资产阶级,认为资产阶级在国民党统治下未能得到法律上的平等待遇,责问:“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独至劳资对峙,此条乃不适用乎?!”[28]对国民党中央民运会而言,“以非常手段,强迫开工”一语竟引发上海资本家阶级如此强烈的反弹,实出乎意料之外。面对上海资本家阶级肆无忌惮的公然指摘和日益高涨的“嚣张”气焰,国民党中央民运会无比恼怒,痛斥资方“妄发宣言,架词耸听,哓哓争辩,言动离奇”,“视法令如弁髦,等政令于儿戏”,“煽动挑拨,希图淆惑社会观听,殊属谬戾”等等。中央民运会一面上呈中央执行委员会请示处置办法,一面急电上海市党部和上海市市长吴铁城,以“事关本党主义之推施,及整个党政之威信”,令其“全权妥速处理”。

上海市第5区成衣业工会

8月24日,中央民运会致电上海市党部和市政府:“三友实业社,延不开工,工人绝食,情形甚惨,务恳以非常手段,强迫资方克日开工。在未复工前,关于工人伙食,须充分接济。”[16]

上海市新太古栈职业工会

一、三友实业社此次停工,既没有依照《工厂法》的规定向工人履行预告手续,亦未依《工厂法施行条例》关于工厂歇业或停工时应事先呈报主管官署的规定办理,显已违法,致造成工人绝食请命之非常事态,政府自应有强令复工之权。

本文以20世纪30年代初期发生在上海的一例引发全沪工人与资本家两大阶级激烈对垒的劳资纠纷为个案,试图从一个具体事件的动态演变过程中,较为细致地展示工人、资本家与国民党政权三者之间实践关系的复杂面相。与以往研究侧重分析资本家与国民党政权两个行动主体的对应关系有所不同,本文将工人作为行动主体的另一方引入分析视野,将问题置于工人、资本家与国民党三方博弈互动的格局中来演示;另一方面,通过对一起较为典型的劳资纠纷案例的全过程进行细致的描述和剖析,从中可能揭示某些从静态的制度分析中所难以见到的更为微妙的机制,洞悉历史现象内部不同因素之间的复杂关联。本文所赖以分析的劳资纠纷个案资料,主要来自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和上海市档案馆所藏相关卷宗。

鸿章纺织公司

[②]有关该起劳资纠纷的资料,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藏中国国民党中央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全宗内存有专门卷宗,卷名:《上海市三友实业社劳资纠纷案》,卷号722/4/230、231。上海市档案馆所藏《上海纺织系统全宗汇集》中亦存有三友实业社相关案卷,卷号Q199/37。

中华工业厂

调解未成,工人只好再向上海地方当局请愿,要求上海市政府严令资方从速开工,并派人彻查三友厂历年营业状况。上海市政府社会局一面派会计师到三友社查账,一面劝导资方在纠纷未依法解决以前,暂时维持工人临时生活。6月29日,上海市政府批示,认为三友社资方在沪战时既未正式宣告歇业,对工人亦未依法履行解雇手续,自应赶速开工。但同时又认为该公司呈报亏负甚巨,一时不能恢复全部工作,亦属实在情形,为兼顾劳资双方计,姑准由该公司就目前情形在可能范围内尽量恢复一部分工人的工作,其余工人由公司送杭州分厂暂时安置。若杭州分厂容纳有限,剩余工人应依法解雇。

1927年以后,工人与国民党政权之间究竟处于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亦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徐思彦对20世纪20年代中国劳资纠纷研究后认为,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国民党的劳资政策明显向工人一方倾斜。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工人由扶助和依靠的对象一变而成为控制的对象,与此同时,工人运动亦受到抑制和限制[51]。三友劳资纠纷个案虽然不能反映国民党政权与工人之间关系形态的全貌,但它有助于我们理解这样一个问题,即在国民党党治体制下,作为社会弱势群体的工人是如何表达自己的声音的?在“三友案”中,工人虽然居于弱势地位,但并非完全是一个被动受压的角色。在国民党的劳资政策不再向工人倾斜的情况下,三友社工人运用各种策略将自己的生存困境建构为危及到政治安定,因而是政府所不能回避、推诿的紧要问题。当无力与强势的资方抗衡的情况下,劳方不断向政府当局请愿申诉,并通过新闻媒体不断发表通电宣言,将自己的悲惨处境和资方的为富不仁诉诸社会,以激起社会舆论的深切同情和广泛关注。当纠纷迟迟得不到解决的情况下,三友社工人乃以绝食作为最后抗争的手段,并越级上访,直接将问题向国民党中央呈诉,使国民党中央在千头万绪中意识到该案件的严重性,足以危及到政治的安定,因而是政府必须面对的重大问题。当工人的绝食举动获得社会的广泛关注和同情的情况下,迫使国民党中央不得不站在工人一边,谴责资本家摧残民运,破坏社会秩序,以至责令地方党政当局以非常手段强迫资方开工。当上海资本家阶级奋起反抗国民党权威时,又无形中从反面推动国民党当局进一步向工人一方倾斜。与此同时,全上海各业工会起而声援拥护国民党中央决策的举动,隐然使国民党中央与工人阶级暂时结成统一战线,一致对付资本家阶级的“嚣张”气焰。

上海市第5区卷烟业工会

以往国内学者注意到1927年以后国民党抑制和限制工人运动,认为其动机是出于维护资本家阶级的利益。而在“三友案”中,国民党地方当局虽有偏袒资方的表现,而国民党中央民运会则更多地抑压资本家,对资本家阶级一再予以措词严厉的谴责和痛斥,乃至最终修改《劳资争议处理法》,以对付资方的顽抗[44]。在这一过程中,国民党中央民运会最为关心的是“千余工人失业、绝食,势必引起社会恐慌,危及社会治安”,谴责资方“破坏社会秩序,危害党治”。国民党中央在处理这场劳资纠纷时的表现,与其说是为了维护某一特定阶级的利益,不如说主要为了维护其统治秩序[45]。当某一阶级的行为危及和冲击其统治秩序时,无论该阶级是劳方或资方,国民党均有可能采取非常手段加以干涉和扼制。它有时可能压制工人,讨好资本家,有时可能抑制资本家,同情工人。当工人以过高的要求和过激的手段对付资本家时,势必打击资本家的生产积极性,进而影响实业的发展和国家的财政税收,政府不能坐视不管。同样,当资本家对工人压迫过甚,激起工人的强烈反弹和反抗,以至引起社会恐慌时,政府亦会加以干涉和扼制。蒋介石在“四一二”政变后曾宣称:“吾人固不高唱打倒资本家之呼声,然若资本家误认共产党打倒以后,本党不复为工人保障利益,彼等可任意虐待工人,则此等为富不仁者,亦非打倒不可”[46]

上海市第8区棉纺业工会

上海市茶叶业职业工会

南京路商界联合会

上海市成衣业职业工会

[23]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编印:《民国二十三年中国国民党年鉴》,戊123、241-242页;

勤丰染织厂

上海市东区纱厂工会联合会

中华书局

从资本家一方言之,“三友案”之所以引发一场与国民党政权的激烈较量,并非偶然。在此之前,上海资本家阶级与国民党政权之间即存在着不少矛盾,如上海资本家对政府不断施加的经济压力十分不满。国民党近于勒索的捐税和摊派使上海资本家不堪承负[47]。而“三友案”所触发的交锋,则主要缘于上海资本家阶级对国民党日益扩张的政治权力的不满和反抗。国民党执掌全国政权后,其政权的触角不断向社会各个领域伸张。在这一过程中,城市资本家阶级感到其自主活动空间日益受到国家权力的侵蚀和挤压。“以非常手段强迫资方开工”,至少在两个方面使上海资本家阶级感到恐慌:一是“非常手段”意味着国民党党治权力不受法律的约束而毫无节制;二是“强迫开工”意味着资本家的营业自由和人身财产自由随时有被国家政权剥夺的危险。尽管国民党一直承认财产私有制,亦无意消灭资本主义企业制度,但从北洋放任体制下过来的资本家阶级转而置身于国民党党治体制之下,显然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压力。它们感到无法迫使国民党政府对它们负责和回应它们的利益要求。它们甚至指责国民党政权偏袒工人阶级,压制资本家阶级,讥讽国民党政府是保护劳工的政府,认为三友社资方一再上诉是徒劳的,“非先从改造政府不可”[48]。

大孚布厂

上海市丝吐工会

1932年9月24日,上海地方法院驳回三友社资方上诉,维持仲裁裁决。资方不服,复上诉到江苏高等法院。江苏高等法院根据新修正的《劳资争议处理法》维持原裁决。资方仍不服,又于1933年1月向最高法院提起上诉,再遭驳回。至此,资方在法律上已完全失败。

[41] 《上海市三友实业社劳资纠纷案》。

民运会“养电”发出后不久,实业部亦致电上海市政府,以三友社工人生机绝望,请严饬资方从速复工。与此同时,实业部驻沪保工科科长张铁君对外界发表谈话,表示三友社资方所持停厂理由并不充分,认为三友社发展到今天这样大的规模,其中也含有工人的血液汗汁,谴责资方“稍受挫折,即置数千工人之生计于不顾,于事实人情均属残酷”,亦主张政府以非常手段进行强制仲裁[17]。

天原电化厂

上海市第5区民船修造工会

华成烟草公司

上海市第4区码头工会

大中华火柴股份有限公司

对上海市政府的批示,劳资双方均不满意。资方认为,沪厂惨遭日军蹂躏,负创甚深,即使局部开工亦无希望;杭厂方面因市况呆滞,现有工人工作尚难确保,自无法安插沪厂工人。劳方则认为,三友实业社已开厂20余年,历年盈余殊为可观,而沪战中损失实属甚微,况且杭州分厂照常不辍,以总厂盈余开杭州分厂,而将总厂工人弃而不顾,揆诸法理人情,均有未合。认为市政府未加详察,即草率批示,所谓局部开工,不啻予资方以解雇大部分工人之便利[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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